□李琛（湖南师范大学）

近期，多位借款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反映，个人贷款出现逾期后，银行在未经法院立案、也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直接扣划了其名下其他账户的资金。其中，还出现了养老金账户被划扣的现象。有家银行负责贷后催收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贷款合同是法律文件，双方都应遵守。扣款不是为了为难客户，而是为了追回应收款项。”

这里的矛盾在，对于部分欠债者而言，养老金是其晚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旦被全额划扣，基本生活将失去保障。

银行扣光个人养老金用以还债，是否正当？

表面上看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很合理，这符合我们朴素的道德直觉，即契约精神。借了钱就要还，签了字就要负责，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共识，也是市场经济能够运转的底层逻辑。

如果养老金可以完全免于追索，那每个老赖都可以熬到办退休证，然后来句“我的钱是养老金，碰不得”，岂不是给了老赖可乘之机？所以，要还钱这件事，是底线。但问题是：债权，究竟能不能凌驾于一个人活下去的基本保障之上？

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债务人因无法偿债而被投入监狱甚至处死的残酷时期，例如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曾允许债权人将欠债者处死或卖到国外；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也正是通过描绘债务人监狱的黑暗，以批判官僚腐败与金融欺诈等社会问题，来推动改革。

但我们是文明的现代人，文明社会认识到，如果债权可以无限优先，将会导致人被彻底物化。因此放之当下，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会给出的结论是：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保障债务人基础的生存权利，是底线。

由此观之，我们的问题本质上是：债权的手，究竟可以伸多长？当“要还钱”和“保障债务人基础的生存权利”这两条底线发生了冲突时，法律如何在模糊地带划出清晰的边界？

北京大学硕士生导师王红英指出，对于给债务人预留费用的额度，不仅要参照当地最低生活标准，还需结合退休人员的身体状况，保障其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疾病的每月必要医疗开支；同时，对于退休人员需扶养的无收入直系亲属，如老人、孩子等，也应预留相应的基本生存保障费用。上述生活、医疗、扶养三类费用的具体标准，需与债权人协商确定后，方可扣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这里的“收入”，就包括了被执行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

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养老金账户的执行亦有相关裁判案例，法院在执行养老金时，采取的就是这种“预留生活费后执行余额”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如果银行在扣划时未预留必要生活费，借款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要求银行返还多扣划的资金。

文明社会对债务的处理方式，其实走过了一条相当漫长的路：从砍手、坐牢、卖身，到今天的破产保护、生计豁免、分期偿还。

这条路的方向，不是越来越纵容老赖，而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债务人不是债权人的财产，而是一个仍然需要活着的人。破产清算可以清空一个人的资产，但不能清空他活下去的权利。

在有借款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养老金可以被一定程度地扣划、冻结，但要结合债务人具体的生存境况予以考量。因此，银行扣光个人养老金用以还债，不正当。

本文为红辣椒评论原创文章，仅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网立场。转载请附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