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毅成（中国人民大学）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取消16个本科专业以适应AI时代的新闻引发关注；《红旗文稿》也发文，关注AI给文科教育带来的冲击与契机，着眼于推动新文科建设。文科应当在变局中求得发展、实现“突围”，这已经是学界与业界不争的共识。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文理对立”的思潮也愈加泛滥，所谓“理工科负责上升，文科负责螺旋”的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观点错误地理解了文科与理工科各自的性质，更是只能给文科的发展“帮倒忙”——科技进步的社会无疑也追求文明的昌隆，一味“崇理抑文”无异于跛子走路。

当然，社会对文科的偏见来源于一系列客观的内外因素。而只有当我们深入审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荒谬性，打破这种毫无必要的对立。

“文科无用论”的土壤，是近代中国挣扎的现代化进程。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理工科能够提供最为先进的生产力，转化为武器、化肥和工厂。相较于制度和文化的建设，这些进步最为直观、也最易取得。

建立在绩效主义对“成果”的追求上，理工科的地位自然被显著抬升。从历史走向现实，理工科对文科的系统性优势也得到了教育和考试制度的维系。我国许多地区文理分科制度和理工科就业容易的特点，使成绩优异者更多地选择就读理工科，分流遂导致了部分理工科学生“高人一等”的自我认知。

这种认知随着一届届学生的毕业、就业进入了职场和社会层面，进一步固化了“文理对立”的现状。

如果我们理性地审视上述“文理对立”的社会根源，便能理解文科的困境：文科在历史和制度设计上受到系统性的偏见，而这种偏见造成的弱势，反而成为了证明它应当被歧视的理由！这就好比责怪一个从小营养不良的人无法取得短跑冠军一般，是倒果为因的谬论。一些人却坚信理科要优于文科，认定文科生就是“低人一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恰恰相反，要想发展文科，必须着手破除这种“文理对立”。首先，就是要在舆论上为文科正名，洗刷掉文科和文科生被强加的“无用”色彩，营造出发展文科良好的社会氛围；但更根本的，是拆除阻碍文科正常发展的制度藩篱——例如，在交叉学科领域如此重要的今天，我们为何还要固守传统的分科制度，将“文科生”“理科生”的身份截然分开？

在中国科技领跑世界、工业化现代化成果斐然的今天，我们能否适当多为文科的发展提供一些资源和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释放了积极的信号：面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短板，要做的正是固本培元、积极进取，而非弃若敝屣。

实际上，当我们停止咀嚼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恐惧，便不难发现，这个时代的文科生依然有实现自我的空间。AI无法代替法官对复杂案情中的情与理做出“公道”的裁判，也无法取代作者用独特的文风书写创意与想象，更无法做出关乎千万人生计的重大决策。

这不仅是科学技术所力不能及，更是人类伦理不曾让出的领域。文科不仅应当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还要与理科并肩前行，走得更稳、更好——让法官用更智能的案例库协助断案、让作者更便利地设计作品的世界观、让决策者更高效地处理海量的杂务而将精力置于重要的事情上。

文理本身并不对立，对立的只是狭隘的人。

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信息革命，都未曾颠覆文科独特的价值。在今日的人工智能革命来临之际，文科更能够成为超越工具理性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守护者。没有人会否认，文科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就是破除“文理对立”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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