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豫（云南财经大学）

近期，南方都市报报道的一则国际教育培训机构“爆雷”事件，再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新洲际教育在收取学员预付的动辄高达20余万元学费后突然停业，学员未消耗的数万元课时费，仅能通过“转课”方式处理——不仅须在1月31日前完成操作，且仅限于新东方、新航道等三家指定机构。

该转课方案还禁止试听、存在课程被迫降级的可能，甚至部分学员未被列入转课名单，因此被质疑形同“空头支票”。

近年来，此类事件已非孤例，从北京的“再来人留学”、天道教育到北京斯凯达国际教育，国际教培机构停办、倒闭的新闻屡见不鲜。

这些机构往往收取高额预付费，一旦资金链断裂或经营不善，留给学员的往往是漫长的维权之路与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场连锁爆雷风波，不仅暴露出预付费模式在高端教培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更深刻地揭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脆弱性。

这种动辄几十万元的一次性预付费模式，已成为许多国际教培机构的核心商业模式。无论是雅思、托福的一对一辅导，还是AP、A-Level等国际课程培训，机构往往通过打包销售、承诺长期服务，一次性吸纳巨额资金。

对学员家庭而言，这意味着为尚不确定的教育成果预付了家庭重大支出；对机构而言，这笔资金成为现金流与扩张资本，却也埋下风险隐患。

一旦招生不及预期、运营成本高或投资失利，脆弱的资金链极易断裂，而预付费的“杠杆效应”会将风险成倍放大，最终导致机构突然“停摆”，将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学员。

学员和家长们怀着对子女未来的殷切期望，在机构的营销话术与对“国际教育”光环的信任下，往往忽视了这份“教育期货”合约背后惊人的违约风险。

更令人忧心的是，此类机构往往处于监管的模糊地带。一方面，其提供的课程如雅思培训、国际学科辅导，既不完全属于国家义务教育范畴，又涉及明确的学科知识传授，导致教育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在职责界定上存在交叉或空白。

另一方面，尽管一些地方对校外培训机构收费设有明确限制，但国际教培机构通过设计“课程包”“课时包”等形式，轻易规避了对单次收费的监管，使得数十万元的预付费在形式上显得“合规”。

监管的乏力与滞后，导致高额预付费缺乏有效的资金存管、风险预警与退出保障机制，为后续“爆雷”埋下伏笔。

当风险成为现实，学员的维权之路往往漫长而曲折。机构发布的“转课通知”，表面上为学员寻找出路，实则常充满限制：转课选择有限、无法试听、不得再次更换，甚至出现学员名单被“遗漏”的情况，使得这一解决方案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如果企业主体已丧失运营能力或恶意逃避责任，转课安排能否被承接机构有效执行也存在很大疑问。

这些问题往往迫使学员在不对等的选项中艰难妥协。若想追回剩余学费，学员则可能面临机构法人失联、财产转移或破产清算等复杂法律程序，维权成本高、周期长且结果难料。

在法律层面，学员预付的学费属于普通债权，在破产清偿中处于靠后顺位，能追回的比例往往极低。高额的维权成本与模糊的责任界定，使个体消费者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多数情况下只能无奈承受损失。预付费模式本应带来的便利与优惠，此刻却转化为了消费者权益的风险。

这一系列乱象，最终侵蚀的是整个行业的信誉基础与良性生态。教育，尤其是关乎个人前途的升学与留学服务，本质建立在深度信任之上。频发的“爆雷”事件，如同一次次信任崩塌，不仅动摇学员对特定机构的信心，更引发对整个行业商业模式的根本质疑。

若预付资金的安全都无法保障，所谓教学质量的承诺便无从谈起。长此以往，行业的健康发展将难以为继，最终所有参与者都将承受后果。

教育的投入本应是对未来的稳健投资，而非一场充满风险的赌博。

国际教培市场的规范化，不仅关乎万千家庭的财产安全，也关乎教育事业的纯粹性与责任感。唯有拧紧预付费的“安全锁”，让监管阳光照进每一个“课程包”，推动机构回归教学本质，孩子们追逐梦想的道路才不至于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爆雷”而中断。

这既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每一个家庭托付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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