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国/摄

聊斋的帷幔（长篇随笔）

文/阎连科

《聊斋志异》的接受与不真之真

经验是一条时间的河道。文学的精彩之处都在胀炸出河道那部分。而所有胀炸出的凸鼓、飞溅和朝河道底部塌陷的生活，都是经验的荒诞和谬误。文学是为谬误而生的。人类生活没有了谬误，也就没有了文学。不同的文学，是谬误不同的容器。作家是为各种谬误而锻造容器的人。

文学史是为人类的谬误编绕而成的语言之河。今天我们有多少河道和溪流，人类的文学史就该有多么丰富和弯绕。在依水而居的人类生存过程中，我们消失了多少村庄与河道，我们就遗失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与伟大的文学。而今天——中国文学史中所谓的“四大名著”，一如《圣经》在基督教的信徒中样神圣和正典。而《圣经》成为那些信徒之正典，是人迹漫漫走过了几千年的事；而“四大名著”成为我们的文学之正典，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时间委实太短了，一根筷子的长度都不够。

话说明时候，江苏太仓人氏王世贞，这位文学家和史学家，提出了“宇宙四大奇书”说——那时候，王先生当然还不太明了世界上的《圣经》《荷马史诗》《神曲》和《变形记》（奥维德）这类书。他说的“宇宙四大奇书”是：《史记》《庄子》《水浒传》和《西厢记》。到了冯梦龙，这位王先生的同乡，苏州杰出的古典文学家，他不光给我们留下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古典短篇之杰作，还把“四大奇书”修正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由此这种奇书说，从“包罗宇宙”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等“杂罗”中正清、纯粹到了文学上——小说中间了。历史像一页纸样掀过去，之后金圣叹提出“六才子书”的说法来。这六才子书是：《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而到了李渔时，他认为《史记》是散文，《庄子》是哲作，《西厢》是戏曲，这些都不可归为同类中，一如我们不能把天装入筐子叫东西，将地也装入筐子叫东西。他赞成冯梦龙的归类法，由此冯的“四大奇书”说，便沿着历史的河道汩汩流淌了。

大约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间，《红楼梦》呱呱坠地后，二百三十多年来，岁月每每撕去的日历都是伴着谬误和修正谬误的再谬误。如此我们站在一个图书馆的顶端去回望那个时候时，同样是修正谬误的再谬误，是补漏中的再遗漏，也正是在这谬误和遗漏中，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小说的黄金岁月，哪是20世纪的80年代哦，而是二三百年前的元末和清初。那是一个黄金文学的滔滔大时代，20世纪80年代只是中国的又一个黄金文学的铸炉期，给它以盛誉，也只是一个文学的黄金小时代。这中间，委实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转眼就是三百年。三百年只争朝夕，又谈何容易矣！更何况这三百年间还有伟大的现代文学在其中。一个无争的事实是，谁都认为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期。如此我们在自我膨胀时，才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时代的铸炉期，而之后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和延续，才是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发轫滚滚的文学大时代。至于这个时代的文学是黄金、白银或铜铁，有多少99K的黄金在，还得让时间和历史说了算。

然而站在图书馆的梯道去回望小说的过往与今世，才看到三百年前那个黄金大时代，是多么洪流滚滚、惊涛骇浪哦。一不慎吴承恩的《西游记》横空出世了，宛若石头炸裂，孙大圣飞跃天空般；几乎在这同一时期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铿锵诞生，带着历史的血腥与肃杀，夹裹着横七竖八、枝枝蔓蔓的时代与社会的英雄大故事，让小桥流水汗颜得如同山洪中的柴草和野花。倘若《聊斋志异》不是以近五百个短篇故事的声势集束团结在一起，任你狐仙妖异有多么大的魔和美，也经不起这些大流巨浪之冲洗。摇头晃脑想一想，明去清来那个时代小说的横空与辉煌，确如电闪雷鸣般。而之后——而今天——一切的写作——即便小说还是坐在文学殿堂的龙椅上，所谓的黄金岁月和大时代与新时期，也实为渔舟和舰艇之比了。当时间哀哀轰隆来到民国时，人们深感用“四大奇书”去囊括那个时代之文学，着实是要把天地都装进一个农夫的背篓里。于是，便又有了“六大奇书”说，在这“四大”中又加了《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两部书。到了“五四”那个历史拐点上，果真是撕去历史的一页纸，可能就有新历史的新篇章。胡适一干先生们，那时竭尽全力推广白话文，研究白话文学史，为中国白话的到来打开了闭关千年的古城门。其间胡适多次谈到要“用活的语言作文”。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明确提出道：“故鄙意以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唯《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这就让“四大名著”这一定论和概念，再次有了种子和土壤。到了1949年至1966年，不光中国的经济、政治是国有计划的，出版也同样是国有计划的。在当时的文化制度下，显然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和《金瓶梅》，这些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古典文学杰作，是要被重新定位淘洗的。1951年，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嘭的一响应运而生了，根据一些过往的资料言，说那时由冯雪峰先生任社长兼总编，在他提出的出版计划中，是包含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当时指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等。当大时代来到1966—1976年十年“文革”间，不少经典文学被归为“大毒草”。但到1972年，这四部书又被重印。如此又一页的历史掀将过去了，时间来到“新时期”，那时重新出现在高校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并无“四大名著”这一说，如卓有影响的郑国铨等人1981年编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关于古典文学遗产的论述，清晰地阐释了中国古典诗人、剧作家以外的古典小说大家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蒲松龄（《聊斋志异》），“他们的作品程度不同地集中了时代的智慧，成了人们认识生活、了解历史的一面镜子，具有生动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的成熟程度及其艺术传统，更是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然而到了伟大的20世纪80年代，在充满轰鸣和朝气的时代声响中，一切都在拨乱反正中黑归黑，白归白，土地归劳作，精神归魂灵。从那个时候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对西域小说、诗歌之热求，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扉之洞开，暴风骤雨般地涌进来。阅读与思考，成为那个时代的灵魂托儿所。所有的青年都在这个托儿所中补课、唱歌和跳舞。从而出版、印刷不仅是文化的复兴集散地，也是经济复苏的原发地。因而今天被我们共同接受、认同到不可更改、替补的“四大名著”说，成为那时候出版商和出版社“第一渠道”和“第二渠道”最为响亮、有力的广告词。“四大名著”说，也在那时的媒体、读者、出版业和文学界，毫无质疑地形成了匆忙的认同和接受，被人们照单全收了。

就这么，轰鸣隆隆的市场战胜了究真之研究，“四大名著”这一概说最终牢不可破、坚如磐石了。从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成为国人的文学“圣经”了。而《金瓶梅》和《聊斋志异》，既是阴差阳错的，也是时代意识的选择和淘洗，从那个行列中让人把它们的鞋子扒掉了，不得不从“名著”的队伍中掉落下来。

（节选自2022年第3期《芙蓉》阎连科的长篇随笔《聊斋的帷幔》）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四书》《炸裂志》《日熄》，散文集《我与父辈》《她们》等。曾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马来西亚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捷克卡夫卡文学奖，香港红楼梦文学奖等，多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和长名单。作品被译为30多种语言，出版外文作品10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