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长歌，追溯文学原乡

——读《喊山应》

文/陈丹

王跃文的最新散文集《喊山应》是围绕自己的文学创作写的一本书，包括三个部分：“我的文学原乡”“我的文学创作”和“我的文学检讨”，附录文学评论文章5篇。

在写“文学原乡”时，王跃文将湖南溆浦的风土人情呈现在读者眼前。流经溆浦的河流从环伺的群山中流进村子，流到漫水。在老家屋宅门口的山间平地上喊一声，回声就随山起落，仿佛在回应走夜路的乡民或心灵空旷的寂寞者。这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在山村长大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因此分外亲切。而王跃文在这样的童年回溯里，把文学写作视为喊山应，将那些散落在时间中的人和事写进作品里，通过文字的回声反观人世的模样，将自己的生命烙印轻轻拂拭。我们也随着这些文字走进了王跃文的童年，那里有沉默寡言的爷爷，有智慧如海的奶奶，有坚强隐忍的母亲，有挨批赶蜂的父亲；我们在母亲的教诲中懂得了“人字，两笔，难写！写得不稳，东倒西歪；写出头了，一把大叉”的朴素哲理，我们从父亲因为语言幽默而致祸的遭遇里得到了要管住口的教训；我们也从母亲对洪水将来时水色浑浊如绿豆水的描述里触摸到了来自日常生活的具体的文学启蒙。

“关注日常生活”，这是王跃文倡导的文学创作理念。文学不是空中花园，我们的作家要写日常生活，应该要从日常生活中多留心。顾随说，要“出淤泥而不染”才有意义，豆芽菜在纯水中生长出来，它没有开花结果的可能。因此，文学要写生活经验，作家要对日常生活进行提炼和祛弊，呈现一种本质的真实。我深以为然。以画竹为例，画家在平时的生活中仔细观察竹的形态、色彩等，做到“胸有成竹”，作画时挥毫泼墨，笔下的竹乃是胸中之竹，这是现实的影像的投射，既源于真实生活，也源于艺术再创造。

我们的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力和表现力，是紧要的。日常生活是复杂的，既有真善美的一面，也有丑恶黑的一面，作家的写作不是剔除现实的残酷黑暗，“小说家的良心，就是不能在真相面前转过脸去。”王跃文认为自己是“顽固的现实主义者”，这与“伪现实主义”不同，王跃文提倡作家对现实问题应该有所批判、有所担当，而不是逃避现实。在谈到创作《国画》《梅次故事》《苍黄》等作品时，有官场生态的大环境，有小人物的挣扎与坚守，这是王跃文基于自身基层工作经验的观察和思考的真实反应，黑暗压抑的现实并没有击垮人性向善的力量，这是朱怀镜、关隐达的身上还有的怅惘、彷徨和残存的自我的呈现，这也是现实主义的人性；而李明溪、曾俚则表现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一面，这是理想主义的人性。

王跃文认为，“好小说”标准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必须讲好故事、第二个层次是“塑造出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第三个层次是“贡献思想的光芒”。讲故事和塑造文学人物是基本功，王跃文提到自己对文学经典的重视，《红楼梦》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黛玉的人物形象是鲜活分明的。王跃文对于读者关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问题做了一些阐述。有些作品中的文学人物是作家根据日常生活虚拟的一个人物，如朱怀镜、关隐达、李明溪、梅玉琴等，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种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如《漫水》《也算爱情》《乡村典故》《雾失故园》《冬日美丽》《桂爷》六篇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是作者熟悉的农村生活里的乡下人。此外，也有根据历史人物原型虚构的人物形象，王跃文在写《大清相国》中对清代名臣陈廷敬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基于翻阅大量史料的前提的，“宽大老成，几近完人”这八个字是历史上康熙对陈廷敬的真实评价。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清官”这一盘根错节的现象的真实性，他采取的是“大虚构”里的“小真实”这样的做法，比如，陈廷敬向钱庄老板借一万两银子的故事是虚构的，陈廷敬处理铜贵钱贱事件中的“二钱说”的故事是真实的，这里头有作家的取舍，也有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这是为什么而写，为什么人而写的问题。王跃文坚持，始终要以为人民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为人民群众奉献美好精神食粮的动机。王跃文举例说，在微博上看到的人间百态，说出来未必有人信，但却真实存在。“我害怕描写黑暗的过程，也不忍把所见的真实全盘告诉读者。我有限度地描写着生活的不堪，内心压抑着巨大的痛苦。”“人间的很多黑暗是不忍看的，不值得用文学作品来展示。”这就是王跃文在反映真实的基础上向善的主张。因此，我们看到了在《国画》中，朱怀镜没有被现实的黑暗彻底淹没，他在人性的渴望善念的选择里得到喘息，得到一种救赎。其实，作品的思想主题、价值取向也是作家在作品中是潜在的文本，作家是写作主体也是被写的客体。因为反过来，这部作品也定义了作者的风格、认知与能力，这种双向定义使作品的价值判断得以呈现，也使作家的作品有了辨识度。因此，作家的思考能力是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根本性的东西，“没有理由要求作家们都是思想家，但作家必须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的进程和生活的流向有前瞻性的思索。”取法乎上，这是王跃文对自己写作目标的清晰体认，这样的作品会因其思考内容的深度、思想的光芒产生持久的魅力，汇入文学经典的行列。

《喊山应》的这种“检讨文学与人生”使我反思很多。关于人生，我还不足有多少可检讨反思的部分，但我相信，文学是有力量的。文学与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没有标准的。不爱文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人生也不可谓就不值得一过，或没有可取之处。相反，他们的人生或许在作家笔下重现或高度凝练地表现出来，成为文学素材，载有他们人生的故事成为文学经典，这样的作品在表现人生上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