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根底，与有根底的小说

——凡一平新作读札

文/周保欣

《当兵》和《黑鳝》不会是凡一平最具显示度的小说，但却极有可能成为凡一平创作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小说。虽然说仅是短篇，可通过《当兵》和《黑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说家凡一平在向自己的自然生命、文化生命、文学生命的那个“来处”回归，在向他的民族语言、生活、历史记忆、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回归。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兵》和《黑鳝》，是凡一平真正地回归到他的“来处”，以他的原初经验，原初情感和价值，观天、观地、观人、观事、观物的产物。

熟悉凡一平的人知道，作为壮族小说家，凡一平早期的创作，如《跪下》《顺口溜》《老枪》《变性人手记》《天等山》《蝉声唱》等，其实是顺着当代文学潮流写的。比如《变性人手记》，写歌舞团演员夏妆有感于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通过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成了男人童汉后的种种遭遇和奇遇。这部长篇小说，多被评论界纳入到女权主义的话题之中加以议论。《顺口溜》，写的则是东西大学副教授、博士彰文联，一年内从大学副教授成为“皮条客”，再成为学生处处长、分管文教的副市长的独特经历。这部小说，兼具知识分子写作和官场小说的双重性。《天等山》，以警官韦军红调查富商林伟文蹊跷的死亡事件为契机，抽丝剥茧般地展开对嫌疑人龙茗可怜身世的叙述。这些小说，女权主义、官场小说或探案小说，都是当代文学的潮流化叙事。凡一平有着非凡的讲故事、小说叙事控制、写人物对话的能力，善于制造跌宕、往复、回环、错位的情节，所以他的作品很多都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如《寻枪记》和《理发师》等。但近些年，凡一平明显表现出有意识地向他的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回归的倾向，创作出不少以“上岭村”为背景的小说，像《上岭村的谋杀》《上岭村编年史》《上岭村丙申年记》《上岭村戊戌年记》等。在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中，凡一平完成了他的重要的自我转型，他以一个乡村社会观察者、思考者和记录者的身份，记叙着上岭村在社会变革中的动态、民心，描写着时代变迁中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范式、人际伦理、道德生活等的动荡。

这个创作取向的转换，给凡一平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过去那种繁复的结构、离奇的情节、精巧的构思，不再是凡一平追求的目标。他的小说，越来越追求简单。凡一平以雕刻家般的精细和精准，去写出他想写出的人物的性格和心性。极简主义，似乎构成了凡一平小说写人学的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当兵》和《黑鳝》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因为短篇小说的特殊性，凡一平以过往的写作经验为根底，在写人和写人物的心性方面，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兵》和《黑鳝》里面的中心人物，就是顶牛爷。《当兵》中的顶牛爷，是个重信、重情、重义之人。小说的故事极为简单，顶牛爷从家乡广西都安县菁盛乡上岭村来到蒋军团长韦将飞的部队，不愿做团长的勤务兵，顶牛爷和韦阿三打架论输赢，赢了的，做警卫员，输了的，做勤务兵。顶牛爷打不过韦阿三，只好做勤务兵，虽然极不愿意，却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做好勤务兵，恪尽职守。这是顶牛爷的信。小说的核心和重点，是写顶牛爷的大义。1934年，蒋军团长韦将飞因为湘江战役中追剿共军不力，被军法处逮捕，罪名是串通桂军放走共军。当军法处强制按着顶牛爷的右手拇指，在韦将飞有罪供述的材料上按下手印之后，顶牛爷在回到住处后，操起菜刀，活生生切断了自己的右手拇指，使得军法处拿到的顶牛爷的证词变成诬告，从而得以保全了韦将飞。

顶牛爷的义，是源自民间，源自地域，源自历史，源自民族生活的。这样的义，与《水浒传》中混沌的义不同。《容斋随笔》有云：“人物以义为名，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水浒传》中的义，是“众所尊戴”之义，是“至行过人”之义，多有不论是非、曲直、对错的内容，像宋江私自放走晁盖、武松醉打蒋门神助施恩夺回快活林等，都是如此之“义”，更不论李逵的杀人如麻，而顶牛爷的义不是，它是“仗正道”，是《易经》中所说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义。不识字的顶牛爷，自然不知道韦将飞所讲的“革命”的道理，但是，一为韦将飞的知遇之恩、信任和赏识，这里面当然有乡愿、乡情的成分，但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为了有口饭吃”出来当兵的顶牛爷，是被韦将飞出身不缺钱粮的大地主家庭，却能为天下黎民疾苦的“革命”所感，而激发出廓然的公义。小说中，顶牛爷问韦将飞什么是革命，团长一下子答不上来，像是遇到难题，也像是在找通俗易懂的话。他琢磨了一会，说：革命就好比你走在一条路上，觉得走错了，于是下决心走另外一条你觉得对的路。顶牛爷摸着脑袋想团长说的话，边想边说：我以后就跟着团长走，你走的路，一定是对的。正是这种“你走的路一定是对的”的想法，支撑起顶牛爷对韦将飞的信，对韦将飞的忠，乃至在韦将飞大难临头之时，顶牛爷有断指求生的义薄云天的壮举。

顶牛爷的义，是有出处的。这个出处，就是小说家凡一平的“来处”。顶牛爷的义，是乡村的，是历史的，是伦理的，是社会的，但更是天地、自然、造化的。凡一平是在一个大处和开阔处，去写顶牛爷的义，所以，便有了《黑鳝》中海明威《老人与海》般的人与黑鳝的缠斗。不过，与《老人与海》中老渔夫桑地亚哥和大马林鱼的搏杀关系不同，顶牛爷与那条黑鳝，却是由搏杀而建立起相互的怜悯和生命气息的感通。辽阔的水域中，顶牛爷用打鱼枪的箭镞射中黑鳝，黑鳝负痛沉入水底，打鱼枪的线却缠住了顶牛爷的手脚，顶牛爷逐渐下沉，在顶牛爷命悬一线的绝望和哀求中，黑鳝向顶牛爷游去，缠住顶牛爷的线圈松散，他最终浮出水面。顶牛爷捕获了黑鳝然后放生黑鳝，这个是简单的报恩。《黑鳝》如果仅仅写出这一点，那么，就未免失之简单了。凡一平要写的，是在天地宇宙的浩大中，去写出某种高贵的善意和伟大情感，那就是“放下”。黑鳝给顶牛爷一条活路，自己被捕获，这是“放下”；顶牛爷从菜市场上救回黑鳝，然后将其放生，这是“放下”；顶牛爷老了，病了，不去医院医治，这还是“放下”。“我从去年夏天就等，夏天不死，我想秋天该死了吧？秋天还不死，我想冬天一定会死。结果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我仍然活着，而且病竟然逐渐好转了，到了这个夏天，彻底好了。”唯有“放下”，才得见天地、自然、四时，才得见自然的力量、自然的意志。

《黑鳝》的“放下”是写义，写情。这种义和情，是超越人类的，它激荡在天地宇宙之中，贯通于人和万物之间。虽说仅仅是一个短篇，凡一平却能够把故事放在亘古常在的天地自然、河流当中，写出生命的浩荡和盛大。

凡一平写人与黑鳝之间的“放下”，写顶牛爷和黑鳝之间的温情、感通和生死之约，其叙事的意图非常简单，那就是站在人类命运和道德文明的制高点上，去“唤出”某些人类本该具有的高贵的东西来。——这是凡一平小说的目的或者说目标。凡一平要唤出的，是善，是恻隐，是理解，是同情，是感通。而这些高贵的人类品质如何才能被“唤出”？凡一平写出的是“放下”，唯有人与人之间放下争斗，放下仇恨，放下私欲和自我，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才能回到无咎、无忧、无碍、无争、无斗的状态。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兵》和《黑鳝》是凡一平的一种反向写作。他原先的作品，像《顺口溜》《天等山》《撒谎的村庄》《上岭村的谋杀》等，都是“写出”，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现实、社会以及人性内部深刻的真实存在。而《当兵》和《黑鳝》却是“唤出”，是一种召唤式的写法。顶牛爷的大义、大爱、大情，是上岭村的另外一种道德可能和伦理面相，也是当代中国的另外一种道德可能和伦理面相。这种道德可能和伦理面相，是现实的匮乏，是对《顺口溜》《变性人手记》《天等山》《撒谎的村庄》等现实主义小说构造出的叙事世界的对照、反观，更是一种尖锐的批判。顶牛爷的大义、大信和大爱，映照出的是现实世界的不信、不义、不爱。信、义、爱，在顶牛爷那里是“有”，但是，在凡一平所构造的其他小说世界里，却是一个“无”，是“不在”。凡一平以顶牛爷的“有”，去反衬现实世界的“无”，批判现实世界的“无”。特别是《黑鳝》，人与鳝之间尚有情义和大爱，何以人与人之间却没有？

如果说《顺口溜》《天等山》《撒谎的村庄》《上岭村的谋杀》等，是凡一平在生活的底部写作，那么，《当兵》和《黑鳝》则是作家在生活的高处往下写。底部和高处，构成凡一平写作的场域和张力。因为是在生活的高处写作，所以，顶牛爷这个人物，事实上是高度符号化的一个人物。这样说，不是说凡一平的写作就是观念化的，而是说，凡一平是回到了小说的最本质的所在，那就是写人物，贴着人物写。凡一平的这两个短篇，如果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写人，却不是写人的性格，更不是写人性，而是写出了作家理想中的顶牛爷的心性和心气。性格，是小说写人学的传统命题，无论中西，无论古今，人物性格塑造，皆为小说的基本命意。而写人性，更成为中国当代诸多小说家的小说铁律。但凡一平不是，人性是自然的、社会的，心性和心气，却是历史的与文化的。凡一平写的是心性和心气，是在一种更为开阔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找到了“义”的价值和意义；凡一平所创造的顶牛爷这个人物，其内在的意义和文化精神，就是“顶牛”，和这个时代顶牛。

因为凡一平心有所系，所以，在《当兵》和《黑鳝》这两篇短篇小说中，凡一平有着明显的反陌生化叙事的诉求。反陌生化的重要特点，就是返回到生活的确定性之中。过往的小说中，凡一平是个非常注重叙事技巧，注重营造曲折的情节和内心冲突的作家，故事所呈现的，多是人物内心、生活、世界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当兵》和《黑鳝》这两个短篇中，凡一平却一反技术流的写作路线，坚定地回到最为传统的、最为朴实的小说路线上，就是写人物，故事由人而生发，由人而生发出故事。这样的人物写作方法和小说写作方法，面对的是人物和世界的确定性。《当兵》中顶牛爷以自断拇指的形式为韦将飞求得生机，这是大义的顶牛爷的必然选择，是确定性；《黑鳝》中顶牛爷和黑鳝相互放一条生路，这同样是重恩义的顶牛爷的必然选择，是确定性的。

我不知道，顶牛爷这个人物，和壮族民间文学、民族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究竟有没有内在的关联，但可以肯定地说，对凡一平来说，回到他的“来处”，改变的不单是他的情感、伦理世界，以及对生活的认知和人心的认知，还有他的观事、观物、观人的“观”，以及由此建构起的小说的本体。《当兵》和《黑鳝》中，凡一平似乎彻底回到了他的自然地理和精神地理上的故乡，小说写人叙事、摹景状物，都极为简约。特别是在比喻的使用上，凡一平更是朴质而沉实，所采用的都是地方性的自然地理事物和生活物象，比如：“操场上的新兵成排成行，像一片树林”“两道目光扫射过去，像两把钳”“所有人的脸和视线转向他们，像灭火的水盆和树枝，也没能把笑声压制住”“黑鳝卧在洞里，盘着身子，像一口缸”“它颀长的身躯挡在洞口，像一道围墙”，等等。这种简约、朴质的比喻，是认知、叙事上的大道至简，也是凡一平向他的“来处”回归的必然产物。这个“来处”，包括他的故乡的自然与社会、语言与生活、历史与礼俗，同时还有他的民族民间文学、深化、传说的深厚传统。这一切，构成凡一平创作的经验、思想、美学起源，这个起源，使得凡一平的小说具足了它的根底，也使凡一平的小说成为有根底的小说。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