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针是另一种时间

“仿佛 我们一夜之间成了古人”

空怀故人之心。

罗汉松，不是罗汉的一种树

松针是另一种时间

不到片刻，它们已落满头顶

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地方可去

安静的呼吸

是整个湿热的夏天

如果此刻在山中

可提前进入万籁的暮晚

你却害怕

那些突然出现的灰色松鼠

它们跳得太快了

松针在此时也变得寂静

法幢寺

“尘空未必空”，此刻我在西部

漫卷过来的声响正将四十年的尘世

掏空和啄食

秋日的阴影正灌满动物的脏器

疏淡的流水破碎成不大不小的暗示

旃檀树，如雨的风声正托起空旷的来路

紧蹙的岁月

张开手掌的人垂坐在阴影里

这是高原不偏不倚的正午

千手千眼，而人空有一心

中年的骨节脆响，恍如大病初愈

等待进食的猫还在山间的路上

幢幢挺立的树丛有彼此隐秘的根系

蚊蚋绕耳，高处的叶片满布虫蛀和鸟粪

我们却把这一切都看作不可见之手的赐予

另一个尘世

一扇门，两个世界

进门和出门

有时是两个动作

有时，是生和死

我是个左撇子

梦里打架时却总是先出右拳

有一次我在梦里过完了一生

每次看到那些

被扔掉的衣服和鞋子

总是心头一惊

它们好像刚刚失去了一个故人

中年的她又一次

在梦里的同一个地方

滑倒了

满怀的栗子正密集地滚下山坡

那是时间刚找出的零钱

望着对岸的雪山和城镇

我们仿佛来自另一个尘世

银杏，以及那些隐形的时光

山路正展开颠簸的躯干

而往日

和远处的峰峦一样清晰而遥远

陌生，却与生俱往

塔林映照着陌生人乌黑的面庞

乌黑的枝干

构成灰蒙蒙的点彩画

年轻僧侣似乎无所事事

夕阳还不会这么早到来

银杏树此刻在风中响得更紧

孩子跌跌撞撞遵守着游戏规则

年轻母亲对换季的蔬菜满含抱怨

布满阴影的草坡

老式的割草机正在轰鸣

在老建筑夜煮毛豆

1980年代的建筑真的有些老了

中午的阳光使它暂时明亮起来

老旧的自行车只有轮毂还有依稀的折光

它曾在秋天带回来一捧毛豆

花格子外衣沾染上它们微硬的茸毛

此刻，它们已经在锅中翻滚

沸水中颠簸，渐渐张裂的外衣

青嫩而鼓胀的果实

平静的生活有了一场小小的暴动

心不在焉地掰开它们

捏住，咬裂，咀嚼，吐掉……

干涩的毛豆皮堆在小小的饭桌上

秋阳的余光

在矢车菊和马蹄莲上快速地消褪

一夜风吹

一夜风吹，这是黑沉的海岸

只有一条路可走

一边是商店和手鼓敲打的酒吧

一边是黑沉大海和柴油船的马达声

我闻到了大海的腥味

远胜过经期的深色漩涡

作为两三个夜晚的过客

你还没有资格被称为异乡人

你必须学会

向那些黑瘦的人

向那些三轮车

和突突作响的农用运输车让路

学会向那些香蕉树致敬

今年的刀疤

如何长成明年更沉重的果实

热爱那些失眠的人吧

热爱那些失眠的人吧

即使彼此陌生，可是

却在同一个城市

北方没有雪，也还是冬天

失眠的人起来，开始跳伞

落到这个城市的西南去

那里曾有一个红色的防雨棚

岁月使它突然变形

变形的还有黑夜里瞪大的瞳仁

瞪得再大也没有用

失眠的人必须学会在夜里走路

走累了，就跳到楼顶上去

摸摸星星的童年

揉揉自己的脚踝

接着，你就降落下来

速度取决于你

是在做梦

还是继续失眠

热爱失眠的人吧

你看，他又一次在陌生的城市

站起来。

跳伞。

清 明

墓碑又一次醒来

它们也将再一次死去

皮影戏

此刻，正是初秋

我和母亲十几年没有一起走过这样的夜路

宽阔的玉米叶子在身上擦出细响

母亲手中的旱烟忽明忽暗

在场地上坐下来的时候

母亲已经有些气喘

屁股底下的两块红砖

印证了她的疲惫

这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

缭绕的烟雾

伴随着低声而欢快的问候

小小舞台，白炽灯耀人眼目

驴皮影人，一尺精灵的人间尤物，

夜晚的乡村

充满了呛人的烟草气息

母亲神情专注，双目清朗

这个夜晚充满着水银的质地

沉重而稍有亮色

夏末乡村的皮影戏使我不能出声

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咳嗽

与老母乘动车回乡

母亲在北京呆了三个月

刚来时

她肿痛的腿在冬雪里阵阵发冷

我回来了

从台湾的最南部回来

妈妈终于要回到华北的平原去

地铁里滚动的电梯和滚烫的人群

母亲的血压正在增高

还有乡下人的恐高症

我来不及等母亲了

我已经在电梯上

妈妈却在步行阶梯朝我微笑

她疲倦了

头靠在“和谐号”的椅背上

她不出声 脸朝向窗外

皱纹堆垒的脸看不出任何表情

车窗里的人没有表情

车窗外的田野也没有表情

连头顶上万里无云的天空

也看不出表情

橘子树

在欧洲的天空

我看不到那些具体或抽象的神

女孩的金发在地中海闪着亮光

行道树是杂交的橘树

黄灿灿的果实无辜地摇晃和坠落

这多像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雨在黄昏时到来

玻璃窗不大不小地隔开了身边的海岸

一个鸽子浑身闪着雨滴来到阳台上

它红色的喙像极了某个启示

碧色寨

黄色的法国建筑

残缺屋檐下的老式挂钟

生锈的钢铁支架不足以支撑这个下午

铁轨旁的荒木加深着秋天的高原

“碧色寨”只是现在的称谓

我看到的只是闭塞的村寨和瘦黑的人群

枕木、钢铁和碎石

历史的“三段论”

一个个人头在铁轨下面

铁轨缝隙间是一坨坨牛粪，还有蝴蝶的尸体

接连的暴雨更像是前世的讨债鬼

而你必须和一个光头在天黑前赶到终点

车窗内的陌生人

车窗外的麦田

收割之后正在焚烧

并不晴好的天空

是植物尸体烧焦的气味

那一年我把刚刚从田野抓来的

蟋蟀蚂蚱油葫芦蜻蜓

一个个掷进火堆里

饥饿的乡村在一瞬间照亮

那些彩色糖纸存放了几十年

看上去仍然是甜的

火车不改方向地奔驰

我看到不远处的稻田

很快这一切被繁密的城镇淹没

身边的座位空了几个小时

那必然是一个陌生的位置

陌生人也不会来了

漂亮的女乘务员

忙着倒掉托盘上的米饭

窗外的南方正在变绿

我也是隔着车窗在文字里扯淡

如果下车来

我也是个奇怪的陌生人

诗人创作谈

雪隐鹭鸶飞始见

文/霍俊明

写了那么多关于其他诗人的评论文字，现在终于轮到给自己的诗歌说点什么了。但是又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自己对自己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和轻松的事儿。但我必须感谢和珍惜这次机会，因为四十几年的光阴才即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本诗集，这是幸运还是残酷呢？陈超先生在日记里记录多年来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出一本自己的诗集。他最终是花了一些费用经过诸多周折才出版了那本薄薄的深红色封皮的《热爱，是的》。如果让我只对诗歌说一句话，那么我说出的同样是——热爱，是的！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诗歌写得多么好或者我多么自恋，而是一种本能使然，就如我们会莫名兴奋或无端泪涌一样。

要不是因为朋友的督促，我是没有想到会将多年来自己的诗歌作品结集的，我只能把这归结为一种必然，尽管浸淫诗歌的时日不短了，写出和发表的诗歌也不少了，但说句实在话我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惯常意义上的“诗人”。或者说我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完备的理由来支持自己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最多是年少轻狂时于酒酣耳热之际厚着脸皮承认自已算是不太合格的“诗人批评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诗歌更多是青春期随身携带的必备品，完全不可能上升到“自觉”和“专业”的程度。那些分行的文字也大多是写给自己看的。它们属于我的一个常年不打开的抽屉，它们的躯体更适合静静地躺在黑暗、寂静和潮湿里。只在极其偶然的时候我才会不经意间想起它们的存在，趁机在那些紧掩的发黄的纸页间舔舐不顺畅甚至艰难的时刻，在拨转往昔指针的时候给自己敷上一点安慰剂而已。

小时候的我最喜欢下雨天，那时乡村的院子太安静了——安静和喧嚣实际上是可怕的孪生兄弟，哪个时间长了都会让你承受不了。在一场暴雨即将到来之际，那么多密密麻麻的芝麻粒大小的蚂蚁正忙着赶往它们的洞穴。我蹲下来俯身观望着那些黑小的身体，只要我一动手脚它们就一命呜呼了，只要我在它们匆忙行进的路上放一个树枝它们就立刻失去了方向而显得焦躁。多年后再想想，当我蹲下身俯视蚂蚁的时候未尝没有更为庞大的什么事物正在俯身看着同样不值一提的我。是的，人和一只蚂蚁或者一只牛背鹭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事物，什么时候幸运之神突然而至，什么时候厄运已紧紧拉住了你的手，机会都是均等的。你并没有比任何动物和植物更具有一种优先权和豁免权。唯一不同的是人安慰自我的方式更为多样，这时候诗歌就具有了充足的证明自身合理性的理由了。

直至1999年夏末秋初，在石家庄我和陈超先生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面，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命运才在那时发生了近乎巨大的转变。那时的陈超在讲台上面神采飞扬，对一二百个本科生进行诗歌启蒙的工作。我那时往往坐在中间靠后的位置，因为较之那些正在读书的学生来说我已经算是一个绝对不年轻的人了，尽管那时我也才刚刚24岁。几乎是在陈超穿着白裤子和红衬衫第一次迈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内心里潜伏多年的诗歌火焰被瞬间点燃了，咝咝窜动的火苗仿佛是青春残余的集中暴动。此前，我已经在河北东部的一个中学当了三年多的语文教师兼图书管理员了。是一个黄昏突然冒出来的念头促使我决绝地离开那个校园和那座小镇，至于命运是否能如期许的那样发生变化我一无所知，正如我无比珍藏的一本黑色封面的诗歌资料汇编竟然是在车站广场的二手地摊花五元钱买来的。1999年冬天到2000年初春，北方罕见的一场又一场的大雪带来的除了寒冷就是寒冷，唯一安慰我的是陈超的诗歌课堂以及在劳累地准备研究生考试时我于深夜或凌晨写下的那些分行的文字——那时的我是在文字中取暖的人。

多年过去了，我之所以还珍视“诗人”这个称谓，有时候还不知几斤几两地认为自己已经站在“诗人”的行列，那完全是因为诗歌在我的生活里占有着绝对不能缺少的位置——这绝对不是矫情。是诗歌让我持有了那些震惊的时刻，让我在不可说的事物面前保持沉默，在必须说话的时刻没有沦为短暂或长久失声的人。我在几岁的时候和哥哥骑自行车外出，突然出现的树林和缓坡让我仿佛被雷电击中——它们确确实实已经在此前的梦里出现过了，如此的真实不虚。与此同时，我把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看作了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一只更为熟练、一只略显生疏，它们共同支撑起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些诗歌既记录了我在斗室、故乡和黑夜行旅中那一闪而过的感触或者长久萦绕于怀的过往人事的碎片，又是我对诗歌批评作为一种“写作”和“创造”的思考。能够在亲身的写作实践过程中发现一些诗歌特殊的秘密或“知识”，这是一种绝对不能被替换的快乐。与此同时，这种秘密和快乐比照那些单纯只做诗歌批评的同行多少会占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当然是就那些完全依赖文学理论和固守的学院经验而言的。我必须承认，偶尔的诗歌练习也多少维护了我诗歌批评的某种活力。

当窗外的黑夜已经来临，暂时搁置那些琐碎的没有任何诗意可言的案牍上弯腰低头的日子，我能够在诗歌中暂时找到另一个人和另一段生活——他们确确实实曾经是我又已经不是我——自我的陌生人。他们也许同样的苍老和世故了，也许他们还在继续的成长之中。无论如何，诗歌已然构成了一把无形的椅子来安忖我的不安和困顿，甚至暂时去除偶尔袭来的疲竭和虚无。也许，诗歌也是不堪一击的，因为现实的残酷和人生的偶然性事件会在一瞬间击垮你。当接触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人，也越来越感受到很多东西正在失去——比如真诚、善良、直接、知己、偏见、尖锐和愤世嫉俗的面孔。而那些偶尔保留下来的也只能在诗歌的世界中才得以片刻喘息并留下依稀难辨的影像。

集中整理诗稿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活和诗歌都是同样的局促、逼仄，它们只是在几个针尖大小的地方发生——更多的时候只是重复和略微变形而已。甚至我发现很多诗歌都是在出行的路上尤其是旅途的深夜写下的。在出行中写作往往是如此地不可靠，因为那些突然闪现的感触和新鲜的念头在随后的时间沉淀中往往只会成为不值一提的语言过失。但是，这又是一个难以完全回避的写作情势——那么多人在异乡谋生存，那么多人在快速延伸的路上蝇营狗苟，那么多的人已经丧失了行走的能力，那么多人拿着手机隔着车窗的时候消解了曾经的敏锐感觉和凝视事物的能力。那么多的浮土和表层皮屑堆满了一个个诗人的廉价文字，而那些真相、秘密却仍然在巨大的褶皱中隐藏。

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废话！

说到诗歌，我只能再次强调它是我近乎唯一的精神生活，除了偶尔光顾一下电影院。诗歌，它们一首首衔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本不该被忽视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比如那些场景、细节、人物、面影以及迅速消失的事物和街头擦身而过的陌生人。是它们在诗歌和语言中重新现身，陌生人跑出来拉拉你的手和你说说话，让你转头看看人生单行道上那些明亮或晦暗的时刻——它们再也不会来了，无论你是拒绝还是迎受。我们曾自以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在顺风顺水的时候也沾沾自喜、喜形于色，但是当你回想往日的时候往往会不寒而栗——任何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出了一点点甚至微不足道的差池都足以使你的人生发生逆转和不可预测的结果。诗歌给了我安静，也给了我忧伤，给了我短暂驻足的依靠，也给了我一次次的精神出离和游荡的黑夜。

当多年后我在夜色中于山顶望着远处黑暗的湖水、山峰的白雪和依稀灯火的村庄，我突然觉得如果没有相爱的人、没有诗歌还可以维系，那么也许只剩下一个外壳而已了。无论你一次次出发还是一次次归来，有些事物只能在你的诗歌中才能安身立命、立字为据、借诗还魂。我在诗歌中能够遇到那个久违的另一个我，将不可知的事物和不可解释的梦境继续留给沉默。正如茫茫的雪地上，我们目睹的只是无边的白色，一切事物都在其中掩埋不见。如果说诗歌有任何意义的话，可能就在于它给了我们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秘密，就那些容易混淆的事物给出证明黑白的机会。而真正发现了隐藏于雪地里鹭鸶的人并不是在鹭鸶起飞现出身形的明晰时刻，而是在静默中提前领略了寒冷中那些依稀难辨的身影，提前感受到了它们时而平静时而急促的近似于虚无的呼吸。这正是诗人的工作。

霍俊明，1975年生于河北丰润，诗人、批评家、文学博士后，《诗刊》社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喝粥的隐士》《怀雪》等诗集、散文集、随笔集等专著十余部。曾获首届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年度批评家表现奖、《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星星》诗刊最佳评论家奖、《草堂》年度诗歌批评家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首届全国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