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文艺论坛
文艺论坛丨叶一格:新时代乡村的文学表征
红网时刻 字号:
2021-04-08 09:47:00

文艺论坛(原创).jpg

QQ截图20210310112015.png

新时代乡村的文学表征

——论沈念精准扶贫系列小说

文/叶一格

摘 要:沈念以多次下乡扶贫的经历为创作资源,从乡土文学、民间文化、现代性的抒情传统中汲取养分,呈现出根植于新时代乡村文化土壤里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在小说中表现出全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本文以沈念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的文本着手,探讨精准扶贫的现实经验如何成为创作的资源,作者又如何建构起独特个人特征的叙述风格,以及怎样将地方性知识和抒情传统继承并创造性综合起来,尝试从写作的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去探寻到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精准扶贫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青年作家沈念在以往写作积淀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积极响应中国作协“积极推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号召,将创作做了一个纵向拓展,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创作了一系列新时代乡村题材的精准扶贫主题小说。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灯火夜驰》,收录短篇小说《天总会亮》《走山》《灯火夜驰》和中篇小说《长鼓王》《空山》,以新时代乡村背景下的精准扶贫故事为线索,讲述了五个相互独立又存在一定内在关联的动人故事,是沈念首部成体系化的新时代乡村题材“精准扶贫”主题小说集,极具个人创作特色,将新乡村建设的图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与延安时期开始萌发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理念一脉相承,用质朴的文字、灵动的情节、诚挚的心灵来歌赞新时代乡村“扶贫”路上的“小人物”与“大事业”。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急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因素”“新问题”和“新经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小说,从外部形态和叙事内核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转型导致了新一波的创作与研究热潮。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小说到了新时代,传统的流派风格无法有效把握当下现实,反映新时代乡村题材的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与五四时期出现在乡土小说中的“启蒙”话语和价值取向一脉相承。近年来,《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等一大批反映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反映新时代乡村面貌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正逐步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在文学创作领域蔚然成风,其特点在写作者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这个新时代的乡村有着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能真实全面地表现出当下中国乡村正发生的巨大变化。著名作家毕飞宇曾对这种非虚构写作的纪实性给予高度肯定:“这种实证的、田野式调查式的创作方式,是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1}而沈念的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正是这股创作热潮下的优秀之作。

如何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新时代下的乡村巨变,获取有效的当下乡村生活经验,建构起文学与乡土间的浓厚血脉联系,平衡好文学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新时代乡村题材写作者们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沈念以多次下乡扶贫的经历为创作资源,从乡土文学、民间文化、现代性的抒情传统中汲取养分,呈现出根植于新时代乡村文化土壤里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在小说中表现出全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本文以沈念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的文本着手,探讨精准扶贫的现实经验如何成为创作的资源,作者又如何建构起独特个人特征的叙述风格,以及怎样将地方性知识和抒情传统继承并创造性综合起来,尝试从写作的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去探寻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一、精准扶贫如何成为创作资源

文章讲究文从字顺,意在文先。小说集《灯火夜驰》之所以区别于沈念之前的诸多小说作品,首要之处在其新时代乡村语境下精准扶贫的主题选择,将故事置于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乡村,置于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伟大时代,立意层面就先声夺人,使得该小说集具有可贵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沈念精准扶贫系列小说写的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这些虚构都建立在作家个人真实经验的基础之上,让虚构的小说具有现实的触感与亲切感,沈念曾在创作谈中提到“被借调加入省里的脱贫攻坚督查组,十余次前往湘南山区”,“我想写一写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2}。他也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在这一系列扶贫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且充满人情味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天总会亮》中被村里人天天嚼舌根、脾气火爆的“坏人”黄定要,《走山》中深明大义,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铁姑娘”蒋喜妹,《灯火夜驰》中带着人们哭灵的盘上桂,等等,没有为了拔高的文学主题,刻意塑造一种苦大仇深的扁平化的贫困户形象,他笔下的贫困人物都被倾注了真实生活底色,各有曲折的人生际遇,但都亟需帮扶,这也恰恰体现了新时代乡村“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这种人物形象与生活状态的书写,符合当下时代特色,让读者能从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对人物有更好的感知度和接受度。

关于沈念如何把自身参加扶贫工作的经历作为小说的创作资源,从他的自述文章《往上多走了三五步——〈空山〉创作谈》可以找到答案。中篇小说《空山》围绕易地搬迁钉子户彭老招为中心展开,讲述了挂职记者“我”帮彭老招找儿子的过程中,发现了曾经的同学彭余燕死去的真相,最后完成了劝说彭老招搬迁任务的故事。故事里原型人物是沈念在湘南山区下乡时候遇见的老夫妻,在东边大岭上住着,一直不肯搬下山。创作谈中沈念写道:“一年前,我进山偶遇这对老夫妻,见面的全过程,男主人始终是沉默的。他那无法被讲述的表情正是激发我创作中篇小说《空山》的动因。是的,他就是那个扶贫搬迁钉子户‘彭老招’的原型。”{3}现实中的彭老招和故事中一样,在几年之前就失去了儿子的音讯。沈念说他能理解老人的等待,创作中通过丰富故事线索,让人看到这个不配合搬迁政策的执拗老人,也是一个失去一双儿女又求助无门的可怜父亲,使这个孤独等待的老人形象更加饱满生动起来,还善意地给故事里的彭老招相对圆满的结局,让失踪的儿子在小说的世界里回到老父亲身边。彭老招仅仅是沈念在下乡的日子里遇见形形色色人群中的一个。这世间的芸芸众生都会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与曲折经历,沈念并不是以猎奇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人生,而是怀着诚挚将这个关于亲情与宿命的故事放置在当前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大时代背景之中,传播中国扶贫的声音。

中篇小说《长鼓王》同样取材于沈念下乡的真实经历。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作为文化馆摄影专干的“我”,进大瑶山下乡文化扶贫之时,受老馆长之托寻找一只存放多年的金丝楠木长鼓的主人,经历一波三折,最后成功找到了长鼓的主人,还完成了引资的扶贫任务,帮助瑶族长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保留下来。而在寻觅的过程中,“我”也领略到震撼人心的瑶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对乡土文化的亲近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也真正理解了文化扶贫的意义。在《长鼓王》的创作谈中,沈念提到自己因公前往大瑶山文明村时,意外寻到了“矮个子,戴顶鸭舌帽,满面愁容,其貌不扬”的民间长鼓艺人赵明华。沈念与他还有一段渊源——十几年前沈念的师姐就曾在此做过瑶族长鼓舞相关田野调查,恰好是拜赵明华为师学艺,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字和图片材料。送别时站在山坳上的赵明华那孤独的身影和冷清的村庄激发了沈念的创作欲望。他认为“乡村从来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正在流失”{4},他是带着问题意识来选择通过“盘修年出山”和下乡寻鼓的故事,将全球化语境下的乡村文化面临消失的困境展现在读者眼前,希望通过小说的写作,来对抗乡村文化的消亡,唤醒民族文化进一步延续的力量。

沈念做过教师、记者等,对人的内心活动有足够的敏锐度,对贫困民众生存状态的理解更全面。社会学者这样定义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5}而贫困不单单只有物质生活上的,还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层面,包括精神面貌的消极与颓废,缺少精神追求与信仰。由于经济基础发展的局限性,乡村贫困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看问题的视角往往是比较狭隘的,这种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的生活状态,对人生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新时代乡村扶贫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物质水平上的提升,还在于帮助人们从精神上慢慢独立起来,寻找到劳动与收获带来的愉悦、幸福感。

小说集中不乏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描写,并善于通过前后的对比来强调这种改变。在《灯火夜驰》中,这样形容“我”的母亲:“她的身体内仿佛长着两眼永不干涸的泪泉。一遇到伤感的情绪,或者听到不幸的人与事,闸门就被打开,泪泉就哗哗地流动起来。”并借“我”之口给予评价:“凄美一点都不美。”文中“我”的母亲年少时因为美丽的容颜曾在村里备受瞩目,婚后第四年好不容易怀上孩子,却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丧夫之痛、产后抑郁、流言蜚语使她常年精神恍惚,深受折磨,身体也一日日衰弱下去。盘上桂的帮助曾短暂地让“我”的母亲精神状态往好的方向轨道上运行,作为哭灵人的身份获得情感宣泄,但是好景不长,这份安慰也被人们的流言和怀疑给摧毁掉了。最后扶贫工作队帮着种下的果林以及提供的工作机会,让母亲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文中写着家里的灯亮起来,预示着人们心里的灯火也亮起来,从此人间大道有了光明。

多次下乡扶贫的实践经历对沈念的创作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深入接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有利于他在小说创作中挖掘出更多走心、暖心的素材,也逐步将自己关于时代与人生的认识置于小说之中。细读小说集《灯火夜驰》不难发现每个故事里都有沈念想要表达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包括团结、希望、责任、信仰等。如小说《走山》就讲述了一个关于团结一心脱贫攻坚的故事,着力刻画了村支书黄旺生和村主任蒋保成长年积怨,在扶贫干部昌向明的帮助下逐步走向和解,并通过昌向明与村里党员谈话的方式点明主旨:“基脚不牢,楼高垮台,石喊坪要发展,团结才能出生产力战斗力,而且要多培养干事成事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小说《天总会亮》讲述了一个关于扶贫干部如何投入当地的扶贫工作,用两年的时间改变当地面貌,并收获村民真挚情感的动人故事。文中提到贫困户黄定要过去面对扶贫干部留下的慰问款信封时,“会很沮丧地说,我们全家死光了,才叫脱贫”,与他在后文主动结绳打捆山药让孩子送给扶贫干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其一方面强调真正干实事的人,如昌队长在扶贫工作能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扶贫工作中出现的种种困境,沈念能直面这种贫困所带来的绝望和困境。没有足够真实的下乡经历,很难将这种贫困户的绝望之感刻画得如此立体,他通过这种共情能力使得叙述者“我”深深融入故事之中。沈念将精准扶贫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来源,坚持文学性追求,通过不同身份的叙述者“我”,在多样化的作品中尽情抒发自己的认知与感悟,运用文学手段将扶贫故事讲得深情动人,使扶贫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也有助于将中国的精准扶贫故事推向世界。

二、独具特色的叙述视角与叙述形式

沈念精准扶贫系列小说并没有止步于国家话语层面,放弃对文学性的追求,即使抛却宏大的故事主题,只从文本与叙事本身的角度来看,这系列小说也是足够饱满的文学作品。有人说:“扶贫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而已,不仅仅应该在内容上对文学产生作用,还应该在更加深入的层面,比如小说叙事形式上,都产生影响。”{6}可看到沈念对叙述层面上倾注的心血。不同的故事有着区别性的讲述方式,即使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沈念也能从诸多作品人物中精心选择一个最为合适的身份作为叙述者,确保小说在整体故事脉络完整的基础上,更好地表情达意,实现锦上添花的效果。

沈念的叙事视角与叙述形式涉及一个“如何讲故事”的问题。在小说集的五个故事中,沈念主要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同时也灵活运用全知视角来描述各种背景条件,在叙述视角的切换间使得整体的叙事形式不流于平淡。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身上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性,一种是故事的叙述者,另一种则是故事的亲历者,双重身份交叉统一,形成回忆与现实之间独特的戏剧性张力。比如在《天总会亮》中,叙述者“我”是故事主线人物黄定要家里的“满崽”,是贫苦人家的小孩子,正因为这个身份,才能对家族的各种传闻真相了然于心,无论是父亲的身世之谜,爷爷奶奶辈的过往,还是父亲与黄焕胜之间种种隐秘而复杂的矛盾,都经“我”之口讲述出来。故事结尾,黄定要和黄焕胜恩仇已泯,阻碍生活变好的因素逐渐消失,从叙述者“我”口中说出“夜再黑,天总会亮的”是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同时也再次点明扶贫工作的主题,“我”回家的路被扶贫改造的路灯照亮,也预示着这个地方已经被希望的灯火照亮,寄托着未来的美好可能性。

小说《灯火夜驰》则是围绕着叙述者“我”的母亲与盘上桂哭灵的故事展开,通过“我”的回忆与所见所感来讲述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情节详细且饱满。“我”是作为故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而存在的。“从我记事起,我家的灯火就是冷的”,“我”亲眼目睹了母亲长夜里的冷颤和挣扎。之后盘上桂如何走到母亲身边并带来改变,也是由“我”的记忆出发,介绍“他是怎么从母亲的追求者,父亲的情敌,变成酒桌上的好友”,又从“印象中的第一次见面,我脱口而出直呼其名”的亲切感,到让“我”开始“心生烦躁”“怨怼呼啸而至”的排斥责怪,再到最后分别时,以“我拍了拍盘上桂的屁股”这种孩童的俏皮天真来表明内心矛盾的化解,比起从全知视角去细致地铺陈叙述,显得更为真实与灵动。

在《空山》一文中,沈念颇具匠心地先以第三人称视角开篇,刻画出一个生动真实的扶贫攻坚会议场面,这种叙事视角能全面性地表现出各个人物以及清楚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第二段开始转向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叙述,“我”的身份变成了下乡挂职的省报记者,在接触当地“易地搬迁”落实情况的时候,遇到了当年意外死去的师专同学彭余燕的父亲——搬迁钉子户彭老招,并引出了彭余燕“自杀”的谜团及其弟彭小亮失踪案。“我”怀着对过往的情感与身为记者的好奇心,决定在重访故乡的过程中,解开彭老招一家的谜团。在这一过程中,“我”与过去的师专学长陈劭东、曾经的语文老师以及初中同学进行了接触,共同寻找彭余燕过去留在人们回忆里的生命轨迹。后来,彭余燕死去的真相被揭开,其弟也被警察从传销团伙中解救出来,易地搬迁的扶贫任务也得以顺利推进。

《空山》中的“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叙述者出现在整个故事中,也是作为一个驱动叙事的线索人物,串联起下乡干部、扶贫干部、村支书、彭老招一家人之间的纽带,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使得小说更具有可读性,“我”对真相的寻找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前进节奏。通过“我”的下乡过程,将彭老招一家人各自的生命历程融入其中,将不同人物的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没有削弱故事的统一性,而使得叙事更显自由。“我”主动成为见证了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关系的观察者,其叙事体现在参与、见证与转述之上,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各种事件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连接与思考,用“个人”串联起“时代”的种种,以一个下乡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见证这些普通民众百转千回的人生命运与机遇。

除了灵活转换叙事视角之外,沈念还善于将叙事结构合理运用。叙事结构是指作为叙事文本中各个叙事板块之间相互结合方式以及整个作品宏观上的艺术构架。{7}这种在小说艺术层面上的处理,体现在小说节奏以及整体结构上的把控能力,展现了扎实的文字叙述功底。例如短篇小说《灯火夜驰》为了体现精准扶贫的成效,特意选用了一种倒叙回忆式的叙述形式,先用渲染的手法描绘了一个下葬前夜的沉郁场景,以及“我”母亲黯然神伤的模样,然后开始以“我”的视角,走马灯式地将母亲生命的重要节点都回忆一遍,从母亲年轻时候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展开叙述,讲她经历丧夫之痛的打击后一蹶不振,盘上桂好不容易通过哭丧的方式帮她找回自我,却又因为流言蜚语与人们的不理解使“我”母亲再次失去直面生活的信心,直到扶贫工作队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村民在家门口也能靠劳动挣到改善生活的钱,结尾母亲再次容光焕发的笑与故事开头勉强挤出的笑容形成首尾呼应,前后清晰的对比能让读者明白原本物质贫困的村民,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下,家家户户走上脱贫之路,同时精神贫瘠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使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更深入人心。

小说《长鼓王》则是采用了嵌入式的叙事结构,整体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在其中穿插着有关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故事背景的介绍。比如文章开头先写下乡路上的场景,叙述者“我”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忽然想起了过去,然后时间回到“我”还是小学教师的年代,讲述了“我”与文化馆老馆长的渊源,也引出了全文最大的悬念——长鼓的故事。沈念就这样把“我”放进故事之中,把自己融入时代深处,将复杂具体的扶贫系列工作讲得熠熠生辉,无论是讲述历史悠久的瑶族长鼓文化,还是介绍文化扶贫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人员分工,都不是长篇大论地把信息倾注在读者头脑中,更像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大瑶山,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土地的宽度,也亲眼见证精准扶贫所带来的美好改变。

三、地方性写作与抒情传统

抒情传统一直是中国从古至今非常重要的文学传统。从屈原时代的“发愤以抒情”,到魏晋六朝的“物色”与“缘情”传统,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的“释愤抒情”,这条文学脉络源远流长从未终止。而沈念的创作是受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影响甚多,如王德威在北大座谈会中谈到对于20世纪现代文学抒情性的理解:“抒情可以见证历史世变最惊心动魄的碰撞。在这样的碰撞里,我们来叩问文学如何成就自我。‘我’指的不只是个人的,单数的那个‘我’而已,而是‘小我’与‘大我’如何相互阐发,甚至以此产生了‘有情’的动力,来面向家国各种各样的挑战。”{8}沈念在《空山》创作谈中也有相关论述:“小说不仅是书写此刻大地的事,书写无法回避的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也是在试图发出对乡村命运未来的思考声音,探寻何为美好生活的时代之问和去往之路。”可以看出沈念是在主动自发地向抒情传统靠近,通过《灯火夜驰》这一系列小说的创作,将抒情之自我在认知与扶贫事业的实践层面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借由小说抒发内心所思所感并适当提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之问。

沈念新时代乡村题材的系列扶贫小说创作有着清晰可辨的中国抒情传统的精神结构,对抒情传统的继承具有自我写作特色,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既有儒家诗教说的“兴”的主动生发创造能力,又有“怨”的内在思索意识,有着“言志”的骨血脉络。虽然从扶贫工作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资源,但沈念式的抒情并不同于五四时期主流的写实主义,而是更倾向于沈从文那种抽象式的抒情方法,尊重自然之博大,强调语言的诗意表达,通过有情的文字来展现世界与人的关系,借用意象作为升华现实的途径,建立在山川风貌、乡土人情之上的地方性生活知识、经验与情感都被融入写作之中。这种抒情基础是感性的、个人化的,文本肌理具有抒情性的特征,这是建立起沈念小说创作美学风格的重要选择。

沈念在小说创作中通过灵活运用方言、民间风俗等元素塑造强烈的地方感,构建一种以“石喊坪”为基点的地方生活,以深具个人特色美学的表达方式书写中国扶贫路上的故事与回忆。首先,地方性的经验在沈念创作的小说中构成一个鲜明的风格印记,在其创作血脉中渗透一种独特的楚人气质,呈现在小说文本中,具有诗化与民俗化交织的语言特点,足以见得写作者扎实的湖湘文化底蕴。一个好的作家写作的秘密,会潜藏在曾经的感受、经验的记忆的基础上,这就是文学的根基所在,也是地方性经验的灵魂,这种文学的根会有意或者无意地体现在文字的背后,给人足够的亲切感。正如作家陈忠实所说:“文本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沈念作为湖南籍作家,对湖南方言具有天然的熟悉度,在写作中极为克制且巧妙地将一些方言语词贯穿到整本小说的各处角落缝隙,比如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之中,包括称呼母亲为“恩妈”,将孩子称为“伢崽子”,将父亲称作“老倌子”,等等,整体文字以普通话为基础,交杂点缀湖南方言,这种恰到好处的乡土气息并不会给阅读带来任何障碍,而是象征着某种地方色彩与生活方式,强化语言表现力,并服务于文本秩序的建立。

沈念还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构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两个方面。以一个名为“石喊坪”的地点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这里山多地少,难以开发,具有未经雕琢的自然野性之美。如沈从文谈抽象的抒情:“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9}沈念正是继承了抽象抒情的意识,在小说集中详细叙述了充满神秘感的民俗风情风貌,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来介绍这里的乡土人情、传统礼俗、生活秩序、乡规民约等,将这一切很好地融入创作之中。神秘莫测的风俗人情让小说更具有地域特色和吸引力。小说《灯火夜驰》中就提到了有关丧葬的风俗,引出了扎小纸人来贯通阴阳世界的师公,给死者及器物开光的盘上桂,还有专为逝者哭灵的人们,而这又与扶贫线索形成自然衔接。小说中的扶贫工作者昌队长主张“移风易俗”“丧事从简”,帮助以往只能依靠哭灵或者喊魂谋生的村民找到新的生活依靠与精神寄托。将人的生命与这些神秘奇幻的风俗相融合,不仅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也让“石喊坪”的地域概念在人们心中更为立体化,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在追求民俗化与亲切感的同时,沈念从未放弃过文学性的雕琢。他在小说《灯火夜驰》渲染下葬前的气氛时,写到“天色暝暗。冗长雨季终将在夜间的一场流潦大雨中戛然而止。从坳口望去,山村灯火,如一粒虫光,似有若无,摇摇欲坠”,用词精准兼具修辞色彩,明显区别于报告文学的写实性,而是艺术化的描摹。小说后文在描写“我”母亲沉浸在哭灵状态下时写到“起伏的哭喊声震耳欲聋,像风暴中的海浪一般,时而高高地耸起,时而重重地塌陷。在浪波的追逐之中,一只银色的帆船娴熟地穿行其中,浪花把他掀进海水之中,转眼间浪头又把它拽出水面,推送到更远的地方”,没有强调母亲的悲痛,但通过比喻的修辞方式来描写,使得字里行间的悲怆之感已经如海浪般喷涌而来,使得小说的气质增添了一抹如诗如画的含蓄美感。沈念在表达“宏大叙事”主题的基础上,也没有放弃民间写作的文化立场与抒情主体的存在感,别具匠心地把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转化为亲民式的浪漫,在小说中抵达自我内心的世界,对生活的隐秘性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人”的生存境遇和内心活动之上,继承了五四以来重视“人的文学”传统,没有落入为主题服务的窠臼之中。比如《空山》写“扶贫攻坚”“易地搬迁”的主题,就采用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来进行叙述,以“我”的眼睛来注视着这片乡土,有一种鲁迅式的情怀,体现出沈念对乡土与人伦的感情是复杂的。小说中既有对曾经故土的怀旧,也有冷峻客观的审视,更多的还有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通过文字将这些复杂而真挚的情感由内而外地抒发出来。小说《空山》伊始,书写了一场县里组织的挂职锻炼见面会,下乡挂职的记者“我”在紧张之下,脱口而出的是鲁迅《故乡》的开头:“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而小说结尾之处,“我”在挂职离去前,独自祭拜彭余燕的坟茔,对着空山大声嘶喊,仿佛要把胸中的虚无喊出来,积存在心底的情感喷涌而来,再次印证了小说具有抒情性的内核,具有彷徨呐喊之意。而在《灯火夜驰》的结尾处,也有叙述者“我”内心的提问:“为什么人都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世界,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嵌入的是抒情主体的自发意识,是感物而抒情的表现特征,升华了小说的精神层次感。

沈念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远远不止于那些离奇多彩的人生故事,还有深入真实生活的取材,以实化虚,以虚写实,让文学在大时代的发展轨迹中激荡出震撼人心的浪潮,在情理交融之间探索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平衡点。值得赞誉的是沈念在扶贫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同理心,有情感的共鸣与切身的理解,并非是任务化的书写需要。他创作的灵感或许是一个老人孤独的背影,抑或是一个微笑带来的感动,呈现在文字里的却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家国民族难以言喻的深沉情感。关于他的写作,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他面对乡土、人民时的那种诚恳和真情。生活阅历与扶贫经验教会他如何正直、谦卑、富有同情心地看待人世间。外有所感于物虽同,内有所触于心则异,去掉内心的枷锁和程式化的写作模式,去拥抱无涯的广阔世界,才能在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的之间,闯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早在19世纪末就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乡村是这个国家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10}直到今天,乡村依然是我们认识现代中国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也是反映社会发展与改革成就的伟大缩影,可以说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书写是当下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亦是心之所向。铁凝曾深情地鼓励创作者们:“到人民群众中去,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去,在人民的创造中实现艺术的创造。”近年来,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号召,满足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需要,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走访的方式,深入乡村生活,走进贫困地区,倾听那些真实的人生故事,创作出不少主题鲜明、值得一读的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作品,沈念就是这股非虚构写作潮流影响下的优秀作家。他的创作兼具了文学性的探索,有一种独特叙述风格,继承了现代文学的抒情性传统,将那些乡村扶贫道路上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这种讲述并不是简单转述国家政策与地方话语,而是将精准扶贫和乡村记忆变成写作的资源,刻画波澜壮阔的乡村巨变,在自身经验中主动加入了虚构与想象,淋漓尽致地使用了叙事艺术带来的美感,使文学进一步成为时代议题里动人的情感力量,细致表达了对时代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感悟,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和细腻柔软的内心世界。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我们需要更多的有温度、有筋骨、有生活气息的优秀文学作品去展现新时代的乡村面貌。沈念的贡献在于他的小说探索能从文学角度反映扶贫攻坚的变化发展与辉煌成就,不断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活动引向深入,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把文学的星星火种播撒,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同时,沈念将独特的地方化写作经验、深入实地的实践过程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人民性与抒情性兼具。《灯火夜驰》《天总会亮》《走山》等小说都是深具人民性的文学作品。他关注新时代乡村那些边缘的、底层的民众日常生活,也直面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在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下,真正将创作主体深入生活之中,写出乡村人民生生不息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深沉向往,深情而厚重,让“抒情”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能面向更为广阔的大众观念、需求、行为。其文学意义正在于此。他在小说将抒情传统中的情与志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也让抒情与启蒙呈现出一种非对抗的关系,给情感经验与政治话语提供一个沟通的场域,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人”的身上,将满腔的深情赋予新时代的中国乡村,从有情的文字里孕育了无尽的抒情可能性,行走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具有超越报告文学的魅力。

用文学书写大时代,需要作家在细碎的生活真实中把握到时代的总体性特征,理解时代性的精神内涵,这具有相当的难度。沈念在这系列新时代乡村题材的小说中做出了有效的探索,展现了他本人的文学自觉、乡土情怀与知识分子担当。总体而言,沈念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在内容创作与叙事形式上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和欣赏价值,但部分人物塑造稍有欠缺,难以成为文学史上留下令人难忘的痕迹,这也是以乡村和扶贫为主题的小说创作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题材的同质化与真实见闻的影响。在之后的写作中,沈念如何进一步将扶贫实践经验化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源泉,把精准扶贫政策给当下乡村、人民带来的巨变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跳出纷繁复杂的思维定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写作道路,书写好世纪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与裂变中的乡村和乡民,是值得我们继续期待的。

注释:

{1}蔡震、毕飞宇:《诺奖会激励一些作家严肃思考非虚构写作》,《扬子晚报》2015年10月10日。

{2}沈念:《看不见的“灵魂”何以迁移》,《中篇小说选刊》2020年7月。

{3}沈念:《乡村在守与变之中完成了又一次生长和新的能量守恒》,《小说月报》2020年7月。

{4}沈念:《在消失中被唤醒》,《人民文学》2020年6月。

{5}王尚银:《 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6}丛冶辰.《开出一条大路来——漫谈扶贫题材的文学作品》,《文艺报》2019年。

{7}金健人:《小说结构美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8}王德威、陈国球、陈晓明:《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9}沈从文:《短篇选》,《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0}[美]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 :《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鲁迅文学院)

来源:《文艺论坛》

作者:叶一格

编辑:施文

点击查看全文
打开时刻新闻,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