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随想

文/朱又可

对比汉德克和托克尔丘克

2019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即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但就在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周开始之际，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宣布退出文学委员会，使得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瑞典学院又处于漩涡中心。

2019年10月10日，在停顿了一年之后，瑞典学院宣布了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8年的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克尔丘克（Olga Tokarczuk）和2019年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两个都是中欧作家，后者比前者年长20岁。

瑞典学院给奥尔加·托克尔丘克的颁奖理由是，“富于百科全书式热情的叙事想象，呈现了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跨界行为。”而彼得·汉德克因为“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经验的边缘及其特殊性”而获奖。

针对汉德克获奖，瑞典学院面临了激烈的媒体批评，有人一度包围瑞典学院抗议。目前颁奖临近，网上征集的到颁奖典礼现场外抗议的名单已达数千人。

颁奖停顿或空白的情形以前曾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性丑闻事件影响到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推迟，历史上有过一次前例：威廉·福克纳在1950年拿到了他在1949年得的奖，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起。去年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萨拉·丹纽斯和其夫涉事的女院士佛罗斯腾松辞职，接着，前常任秘书贺拉斯·恩道尔、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等也纷纷宣布辞职。18个院士本来就履职缺员，5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也凑不够数。推迟是挽救尊严的合理方法。

现在，临危受命的安德斯·奥尔森（Andes Olsson）也辞去接替一年多的瑞典学院常任秘书一职，他的常任秘书职务由马茨·马尔姆（Mats Malm）接替。他则接替了派尔·韦斯特伯格新当选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他的新政策是，把原来5人的评委会扩展为9人。2018年11月，瑞典学院根据他的提名任命了一个新的诺贝尔文学委员会，负责2019年和2020年的评奖工作。这个9人委员会由来自瑞典学院的四名院士（安德斯·奥尔森、派尔·韦斯特伯格、克里斯蒂娜·隆和杰斯佩尔·斯文布罗）和五名外部专家（米凯拉·布洛姆奎斯特、丽贝卡·卡里尔德、克里斯托弗·莱恩多尔、亨里克·彼得森和冈布里特·桑德斯特罗姆）组成。

最近宣布退出的是新增的5位外部专家中的两位——克里斯托弗·莱恩多尔和冈布里特·桑德斯特罗姆，他们都是去年和今年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评选委员。

克里斯托弗·莱恩多尔在接受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的采访中否认了他的退出与围绕汉德克获奖的争议有关，他说退出的主要理由是“围绕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改革工作进展太慢”，他也难以理解评选的保密要求，“我不明白委员会工作和普通陪审团工作之间的区别，陪审团工作并不是最不公开的。”

“我们现在必须展望未来，继续努力。”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回应此事说，关于评奖的程序等细节还在探索中。

辞职后的萨拉·丹纽斯在今年的文学奖公布三天后因癌症去世，紧接着马悦然也去世了。马悦然被中国的媒体误传为“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其实他是瑞典学院里的语言学方面的院士，并不是过去的5人、现在的9人文学奖委员会成员。瑞典学院的院士里包括了很多领域的学者，历史学家、法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甚至计算机专家，各有分工。现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就是一位法学家，对文学并不内行。斯文·赫定也曾是瑞典学院院士，他是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但也不是文学奖委员会成员，虽然他也推荐和提名过中国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给小说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传记作家、非虚构作家等都颁发过奖，唯独没有给文学批评家。有些人认为刚刚去世的美国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也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安德斯先生，他没有否认批评家不能得奖，但是据他所知，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人提名布鲁姆。“布鲁姆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批评家，创作方式充满激情、思辨和个人怪癖。”安德斯说。

去年喧嚷的那个所谓代替停顿的文学奖的“新学院奖”，也和瑞典学院毫无瓜葛。

曾主张废除诺贝尔文学奖的彼得·汉德克，据说接到获奖通知时激动得“语无伦次”，不但不拒绝还要参加颁奖典礼，可见高姿态是假。他说听到得奖的消息让他有了“一种无法解释的自由感”。萨特曾经宣称拒绝诺奖，但后来想去领取奖金时被告知已经过期作废，颇为懊丧。

在诺贝尔文学奖官网公布得奖名单后的即时电话采访中，汉德克的通话时间长一些，大概在一个安静的处所。托克尔丘克则短一些，她正开车去德国出席她的《雅各布之书》的德译本的发布会，她把车停在路边，简单聊几句，她也是一时找不到词儿。她屡屡提到很荣幸跟汉德克同台领奖也同为中欧人。而汉德克则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奖时，她谢绝了出席颁奖典礼，有人猜测很大原因是她觉得汉德克比她更有资格先得这个奖。而汉德克却不领情，他直言耶利内克就是一普通作家，弦外之音是她不能与他同日而语。

尽管争议高涨，但汉德克会如期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奥尔森相信颁奖典礼会顺利举行的。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颁奖典礼上没有人扔鞋子。

我希望奥尔森能比较一下同时领奖的两位中欧作家，奥尔森的回答是：他们当然有很重要的区别。汉德克作为一个作家，其80到90部作品都在描述一个持续的活动，唤起了独处和日常生活的经验。而托克尔丘克是一个有着极为活跃的想象力的作家，其独特作品描绘了万象纷呈的人类生活。同时他们彼此很像，都着迷于游牧生活，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边界。这样看来，他们的写作主题非常具有当代感。

我问他最欣赏奥尔加·托克尔丘克哪部作品。

奥尔森说：我想说《航班》（Flights），因为它是一部在形式上重合于它的迁移主题的小说。一个碎片式的散文流动连接着“flight（逃离）”的主题。俄罗斯诺斯替教认为，你必须迁移才能拯救你的人性。但是在当今世界中，当迁移成为了正常生活的一种形式，它又代表了什么呢？ 你也应该读读极棒的历史小说《雅各布之书》（The Jacob’s Books），还没有翻译成英文。

她是波兰1989年之后新一代的主要作家，有着独立的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她采用学术的方法处理虚构的难题。她喜欢从上面俯视人间生活的地图。这就使她有可能从整个区域的视角去描写人们转瞬即逝的生活，他们如何相遇、跨越边界，以及用令人吃惊的方式改换身份。她受的是特别针对异常人格研究的心理学家的教育。雅各布·法兰克（Jacob Frank）就是这些精神病患者画像中的一个，被叫做“新弥赛亚”（the new Messiah）。《雅各布之书》,这是大师级别的作品，同时给了我们一幅17世纪50年代的丰富肖像。

托克尔丘克是我们中的一个，非常本土，同时也非常全球，具有高度可译性。

那么，彼得·汉德克呢？

奥尔森回答是：《Die Obstdiebin》(水果窃贼，2017)，还没有被翻译。但是我喜欢他的《重复》（Repetition，1986）和《我在无人区的一年》（My Year in the No Man’s Bay，1993），最高境界的散文，像深度骤降并碰触到当下生活的边缘。所有这些作品用一种你无法在别处找到的方式来描述风景。汉德克从1970年开始就给西方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是一个极其当代的作家，用他语言的非凡力量和敏感，拓展我们世界里的新领域。

印象莫言

2012年10月得知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后，我去了山东高密县，住进莫言搬到县城的家附近的宾馆。那家宾馆早餐的小米粥好喝极了，经理说只要回高密，莫言早上常到这里喝小米粥。

在高密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时候，我想，这么一马平川、一个村镇和一个村镇几乎没有区别的平原地带，“东北乡”怎么埋藏下那么多故事？

一个多月后，我比莫言的航班早一天到达斯德哥尔摩。莫言的航班因为大雪备降赫尔辛基过夜，差点误了12月6日上午的记者见面会。

有一家人从瑞典的另一个城市来，想见莫言，说他们家一位先辈是牧师，曾在高密传教二十年，经历相似于莫言《丰乳肥臀》里那位在高密传教并死在那里的瑞典牧师马洛亚。

《丰乳肥臀》是莫言“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的作品，“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小说中的基督徒母亲上官鲁氏跟包括瑞典牧师马洛亚之内的她姑父、土匪、和尚等7个男人生了8个孩子的故事，却又是虚构的，来源于周围其他的母亲。

小说一开始是一幅紧张画面：日本人来了的时候，瑞典牧师马洛亚跟母亲上官鲁氏的一对龙凤胎马上要临盆，她家母驴也要生了，但在鲁氏的铁匠婆婆的眼里，驴比人紧要，先给驴接生，再给人接生。

莫言笔下“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派尔·韦斯特伯格留下颇深印象。有人说莫言写瑞典牧师有讨好评委之嫌。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韦斯特伯格问，“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

莫言小学失学，饥饿时吃过煤，他后来被人称赞的想象力，其实来源于他放羊时一个人躺在草地上望云朵变幻的孤独寂寞之思。他曾在水库工地上跟铁匠打下手，一度想当铁匠。

像沈从文一样，他很早就开始了“社会大学”。这些不同于学院派作家的经验，使得莫言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一个野性十足的“异数”。

莫言的“野性”并非无边无际。在创建他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他重要启发。虽然他并不特别膜拜和钻研他们的书，“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

胶东半岛曾是义和团活跃的地方，割让给德国，修建了胶济铁路，后来被日本占领，之后是土地改革、大饥荒、文革和改革开放，因为自认为拥有这样的大历史，莫言的小说的时间跨度动辄就是百年或至少七八十年。

《生死疲劳》也不例外，写的是1950年土改以来的农村变迁，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转世为他家长工蓝脸的一头驴。而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单干户蓝脸，在莫言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驴死后又转世为牛、猪、狗……以至于转世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头蓝千岁。莫言自称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他天才般地借用了佛教“六道轮回”的概念结构全书。只是过多的转世、漫长的岁月、应有尽有和没完没了，让人疲劳。他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有这个优点或弱点。

和以姑姑为原型写计划生育的《蛙》类似，《酒国》也采取了夹杂通信的叙述策略。和《天堂蒜薹之歌》一起，这三部是直接表现现实的作品。

比起行政命令让农民种蒜薹导致滞销灾祸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里真假莫辨的干部吃“红烧婴儿”的情节，更是以大胆、尖锐的隐喻令人折服。但他不想使小说“变成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文学应该“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莫言是一个诗人。”韦斯特伯格在授奖词开头就说。这个嘴巴倾斜的大个子山东人最不像诗人了吧，他以晚清刑部刽子手为线索的《檀香刑》甚至让采访他的女记者不敢卒读。但是信奉文学大于政治的莫言，“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韦氏说。

无论他写了多少部小说、塑造了多少个人物，今天读来显得几分生涩甚至生硬但富于诗意的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在水渠工地跟铁匠拉风箱一言不发的黑小孩，“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

“莫言，请——”韦斯特伯格用瑞典语宣读完授奖词后，用中文引荐莫言起身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手里接受获奖证书。他在自己的书房请教我“莫言”二字准确的中文发音，打着手势练习了多遍。他家窗外，斯德哥尔摩下着雪。

朱又可，《南方周末》文化编辑。出版有《一个人和新疆》（与周涛合著）《行者的迷宫》（与张炜合著）《别扭的声音》等。获得第四届中国报人散文奖。2013南方都市报年度好书非虚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