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图片来自豆瓣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悬念叙事

文/谢文军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导演通过不断设置悬念引领观众探寻故事的发展脉络，一环扣一环，令人疑窦丛生，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电影用事态的发展牵绊观众的心，以多种形式、各不相同的悬念，使观众不断产生新的预期，从而实现了对电影叙事的掌控。电影有这三方面的悬念：

一、人物悬念：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颠覆了以往主旋律电影十全十美英雄形象塑造的影像呈现模式，通过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谱写了平凡人物作出不平凡事件的颂歌。纵观以往的电影《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等影片人物“伟光正”形象的塑造过度强调牺牲、奉献的政治性话语，从而削弱了人物的真实可信度。反而《我和我的家乡》以人物预设悬念的方式将英雄性格多维度地呈现，更赋予人情和人性的质感。《回乡之路》中的乔树林在人物预设中处处设置悬念，观众疑窦丛生。于结尾处却通过其他人物的演讲揭示乔树林热衷于攀关系的暴发户形象背后是为家乡做贡献。影片没有过度从政治性话语渲染其人物形象，而是巧设悬念，让人物仿佛笼罩上了一层云雾，观众则带着他们的期待视野从有限的信息中猎奇。在人物预设的悬念中，观众看到的是人物形象的厚颜无耻、吹嘘说大话；在人物揭示悬念后，影片呈现的却是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英雄。再者，《最后一课》的范老师晚年身患阿尔茨海默症，回到年轻支教时的乡村，上最后一课。走进教室踢了一只鸡，上课说话“颠三倒四”。观众一方面在臆测范老师行为动机，另一方面从人物预设的不完美中探寻人生的价值。《神笔马亮》中马亮一出场给观众呈现的就是惧内形象，在妻子面前很怂，没有主见。用“瞒”和“欺骗”的方式进行扶贫工作。电影对人物形象预设的一系列悬念中看到的人物形象的不太完美，通过“降格”完成了平凡英雄的塑造。这些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的反差给观众设置悬念，乔树林前面的“油腻”到后面的默默奉献、范老师患病前后的变化、马亮的“惧内”和“怂”和在村民面前的能干、有魄力，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赋予人物血肉真实饱满。

二、情节悬念：“突转”情节的喜剧呈现

早在古希腊年代，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提出了“突转”这一情节因素，即在叙事性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往往悖逆于他的动机。如《神笔马亮》中马亮出于深爱妻子的前提下制造了诸多谎言和系列“假象”，不料妻子来到马亮扶贫的乡下拍摄写真，从而引发了又好笑又好哭的事件，从而印证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马亮为了防止妻子发现真相，和村里人一起串通起来掩盖事实，在这喜剧的演绎下蕴藏的却是扶贫者“舍小家为大家”的良苦用心。《北京好人》中张北京为了让表舅治病，想出“歪门邪道”让表舅冒用自己的医保卡。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张北京高血压晕倒送医院了，突转情节制造冲突，观众的好奇指向两人的“计谋”能否成功，这里就构成了新的悬念。这里影片打破“开门见山”的叙事藩篱，采用“突转”的情节悬念控制信息释放，再次制造谜团。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影片的结尾又出现戏剧性反转——原来老家的舅母早就偷偷为老舅办过医保卡，一直私藏起来。导演在情节的突转中铺设悬念，吊足观众的胃口，影片在最后之际才揭开事情的真相，观众在峰回路转之中有种“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天明”的明朗。

三、视角悬念：限知视角的信息遮蔽

热奈特在视角划分之中提出了“内聚焦”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每件事都严格地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内聚焦是一种具有严格视野限制的视角，它无法深入剖析他人的思想，因而会造成信息的遮蔽。在《最后一课》中采用的是范老师患老年痴呆症之后的第三人称视角，观众跟随他的思绪去臆测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种限知视角的遮蔽下，人们无法真正洞悉人物的想法，只能获取碎片化的信息。导演充分发挥内聚焦的限定功能，在电影中造成死角和空白以获得某种意蕴，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天上掉下个UFO》也是通过限制视角遮蔽信息的释放来预设悬念。记者和小唐深入村中调查，在这种“侦探”模式下，村长几行人似乎“各怀鬼胎”，另有目的，让人格外好奇这场“外星人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在内聚焦的视角下，观众凭借记者转述的外部信息和其他人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去推测剧情的走向。《回乡之路》也是通过闫飞燕助理的视角来推测乔树林“这个人百分百是个十足的骗子”，也是充分利用限知视角的信息遮蔽导致观众误判，从而达到影片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影片通过不断更新的悬念设置，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阅性。悬念一方面控制着叙事节奏，另一方面调动着观众的情感反应，本影片的悬念设置增强了影视化的叙述魅力，为电影的艺术水准增添光彩，对其他影片的运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影片多种形式、各不相同的信息悬念设置瓦解了情节的单一，使观众产生新的预期，用事态的发展层层“设套”，从而实现了对影片的掌控。因而据此判断，主旋律电影制作水准又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