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浅谈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策略

——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

文/魏凯端

国庆中秋档《我和我的家乡》（以下简称《家乡》）以豆瓣7.5，8天18亿的票房成绩，一骑绝尘，勇夺桂冠，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家乡》聚焦医保、基建、教育、治沙、扶贫五件民生大事，通过“烟火气”的中国故事消解了传统主旋律电影背后小人物的失语困境，构建了家国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弘扬了社会主义正能量。《家乡》的成功离不开春风化雨般的家乡故事，同样也离不开电影商业化策略的合理运用，接下来笔者将围绕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策略、明星化策略和视听奇观化策略三大点进行商业化策略分析。

类型化策略——迎合观众的多元口味

传统主旋律电影视域下的内容题材更倾向于搬演革命历史事件、谱写英雄人物颂歌，然而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益多元，宏大叙事的话语空间被不断折叠，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跨类融合便成为其文本表达的制胜路径。好比一个原味冰淇淋，有人喜欢加酸甜爽口的草莓酱，就免不得有人喜欢加醇香浓厚的榴莲酱。《家乡》中的五个家乡故事就是五道家乡菜，宁浩“厨师”喜欢犯罪喜剧，在《北京好人》的逃院情节中，处处散发着越狱剧的戏剧张力。张北京得知第二天脖子上得挨上一刀，立即展开“自救”，一会假扮保洁员，又一会自制床单索降。在节奏明快的声画蒙太奇与顶光光效的烘托下，颇有一种007邦德特工执行秘密任务的独特味道。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UFO》中，王宝强和刘昊然从踩着《唐人街探案》的背景音乐登场，到进村审问可疑人员、隐匿在黄大宝家调查的情节，无不显示出侦探片的影子。

明星化策略——全龄打包的群星轰炸

主旋律电影积极拥抱全明星阵容，用娱乐化、狂欢化的外形包装，消解了主旋律文本的部分严肃性，拓宽了市场边际。明星是发光发热的恒星，照拂“信仰”他的群体，抢占瓜分叙事资源和市场注意力。当卡司阵容足够强大的时候，“群星轰炸”下的信任背书足以虹吸庞大的观众群。《家乡》中葛优、范伟等老一代表演艺术家不负影帝名号，贡献了令人拍案叫绝的表演；邓超、沈腾等中青骨干，发挥各自擅长的风格，中规中矩；王俊凯、王源等00后流量“小鲜肉”，抛掉偶像包袱，表演上的小突破，就掀起舆论场的广泛讨论。他们自带流量属性，在影像文本之前便摄取了观众的注意力，在宣发动作上引导观众狂欢化，形成难以想象的“舆论奇观”。明星化策略的益处还体现在互文效应上，观众会触发以往的观影经验，构建起特定的小众的粉丝化的情感联结。例如《神笔马亮》归属于西虹市电影宇宙，影片中向日葵花田的浪漫互动，圆了不少《夏洛特烦恼》影迷的心愿，更是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掀起广泛讨论。还有《北京好人》中，葛优大爷在收费岗亭的一句“我看行”，更是将一代人拉回到童年的电视机前，重温了一遍如魔咒般洗脑的“神州行”代言广告，让会心一笑的观众们在短期内联结，寻得某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视听奇观化策略——感官震撼的审美满足

视听语言是承载电影美学特征和审美功能的符号系统，也是最为国际化的语言。传统主旋律电影在视听语言方面追求严肃深刻的史诗化风格，在视听语言为叙事服务的主旨下，画面单一，程式化严重，无法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以及负担起弘扬家国一体核心价值观的重任。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吸收了商业电影在色彩、画面、配乐、剪辑等方面的有益经验，使得声画造型更具生命力和美学张力。《最后一课》中，为了展现大家伙通力合作还原1992年最后一课的场景，徐峥导演采用了非常流畅的长镜头，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影片中现代的下姜村与1992年的下姜村，被导演巧妙地采用平行蒙太奇编织缝合起来，让观众置身感受范老师在幻想与现实中拉扯的混沌感并揭开黑白画的谜底。此外，五个故事，涉及中国的五个方位，五地的方言和民间乐曲，搭配雄伟的航拍和全景式的长镜头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秀丽的中国画，深深震撼了观众的感官，使之获得愉悦的审美享受。

长久以来，主旋律影片因其枯燥的说教、扁平的人物塑造以及刻意悲情泛情的视听语言而销路不畅，反观近年来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它们都实现了商业化的成功转型，消解宏大话语，聚焦百姓民生，达成了与观众的良性互动，获得了市场认可。《家乡》的商业化探索是主旋律电影转型的有益尝试，为揭示主旋律电影创作规律提供的宝贵的研究素材，但还是要谨防过度娱乐化、商业化，寻求价值观、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和谐统一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