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
让 “慢就业”落地,间隔年真不是无病呻吟
2020-10-18 17:52:06 红网时刻 字号:

——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今年的毕业季无疑很困难。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学生数量为874万人,相比2019年增加了40万人。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迫于新冠肺炎的影响,不少企业更是在春招求职季紧缩甚至取消了招聘名额,近六成的应届生“深感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发酵,学生出国留学、公司对外贸易的处境更为艰难,愈发加剧了应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在这种难就业、强竞争的现实背景下,被称为“慢就业”的“间隔年”概念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间隔年这个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方,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在正式进入社会工作之前,用旅行的方式体验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增长见识、充实人生。“间隔年”在国外稀松平常并广受推介,不少的成功人士就是通过这一年的体验与经历,才决定了人生的方向。福尔摩斯的扮演者本尼迪克·康伯巴奇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僧院志愿教导英文,“他们教会我很多关于人性、关于本愿的东西”,在印度的几个月中他找到了旨趣与热爱,回国后决定进入大学学习戏剧。

但是反观中国,每每提起“间隔年”,十之八九不以为然,不少人甚至把“间隔年”当作学生想要逃避社会、好逸恶劳、不求上进的借口与托词,完全抹杀了“间隔年”存在的合理性。“‘慢就业’就是没长大的表现,父母供你上学的钱不是你去旅游的经费”诸如此类的道德绑架在微博评论中近乎随处可见。“间隔年”如若成为正规的、被社会广泛认可与接受的制度,那么将不仅仅对大学生有益,更是会提振社会经济,拉动消费内需,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

其实,我认为,目前有关“间隔年”概念的曲解与妖魔化与所谓就业率有很大关系。大学渴求“就业GDP”,以期向社会寻求认同。“就业GDP”成为了家长、学生择校时重要的评判标准,甚至成为了衡量大学良劣质量的必需参考。随意打开某个大学招生官网,入眼处便充斥着一条又一条“就业率又突破新高”的醒目头条新闻。但在每个98%、99%就业率数字的背后不是求职者的心满意足的笑脸、也不是应届生对未来的踌躇满志,而是充斥着学生们对于人生的茫然。

浏览各省市引进人才战略与各企业招聘简章,“应届生”这三字同鬼魅般如影随形,循环往复。国家地区对于招收“应届生”企业予以补助的政策本是一桩善事,但是这种“庇佑”抑或是“护航”却簇生了企业对于“应届生”身份近乎病态的执念与追求,反而营造了一个非公平甚至可以被称为近乎歧视的就业环境。大学、社会、家庭三者联合,编织构建了一个“就业”乌托邦式的幻象,每一个抉择都是被精心勾画、每一步都是被时间紧逼。这种观念下,赋予大学生空暇的“间隔年”便成了不正当的存在,戴上了很多负面帽子。

收割大学生焦虑而让其慢不下来,流行的“成功学”“沟通学”“厚黑学”也要负相当责任。这些招摇过市的“伪科学”利用大学生对未来的迷茫,去向他们兜售毫无用处所谓的“万能良药”,施了魔法而慢不下来。每个人对于自我价值的寻找与认同、对于人生的方向的抉择与选定来自于思考。正如笛卡尔所说的“思,故在”,而这种“思”只有历经休憩和历练之后方能获得。也正是这种“思”才能让大学生不再囿于现状,有着更为广阔、更为多样、也更为本真的人生选择,让“择业而非就业”理念深入人心。就业不是“赶鸭子上架”,不是把还在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大学生像“烫手的山芋”般丢上自己毫无兴趣的就业岗位,而是通过浮沉与实践,在沉思与反身中,去择一个能够实现其价值的“业”。因此,间隔年并非是无病呻吟,而是学生们想要寻求自我的疾呼,“慢就业“也非”不就业“,而是学生们想要认清未来的必由之路。

文/张思雨(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红网

作者:张思雨

编辑:化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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