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明勇：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主委

疫情发生后，如何争取“转危为机”，这场疫情又将倒逼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哪些改变？

这次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十三五”结束评估、全面启动“十四五”规划的时间节点上，影响深远。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湖南省委主委赖明勇认为，抗击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系列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在“十四五”规划乃至面向2035年的中长期规划中加以改进，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新契机。

赖明勇说，任何一次危机，都是倒逼改革的动力。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对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中的深层矛盾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以改革的方式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将有助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提振经济、市场和人民信心。

《文史博览·人物》专访赖明勇，讲述他在争取疫情“转危为机”中的思考。

对话

以疫情倒逼改革为契机

化解内部风险

《文史博览·人物》（以下简称“人物”）记者：您认为任何一次危机都是倒逼改革的动力，以改革化解内部风险，在您看来，疫情发生后首先面临改革的是什么方面？

赖明勇：首先是倒逼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现代化。疫情将倒逼一批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为目标的改革措施出台，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激发市场活力。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放管服”改革，对疫情期间的短期和长期有效政策予以梳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如抗疫期间出台的一批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策等，将推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老大难问题、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

建议疫情期间出台的一些企业支持政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化为长期性政策。

人物：倒逼推进宏观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主要在哪些方面？

赖明勇：疫情将倒逼我国区域经济、产业系统布局的进一步优化，推动一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补短板、惠民生的大型工程项目上马。要进一步促进东中西区域、大中小城市、城乡协同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格局，重视由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发展，推动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尤其是注重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高端转化升级，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方向拓展。

疫情将倒逼传统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用工荒”，倒逼我国传统企业努力求新求变，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与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融合。建议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高度重视线上线下的产业融合，结合信息技术，加速转型与产业升级步伐，推动实体经济朝着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进而加快中国重塑经济新模式。同时加快实施“互联网”＋“三农”的平台建设，不断扩大城市对乡村社会化服务规模来提高农业技术装备规模和市场化水平，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疫情将倒逼一批信息技术革命和现代生物医药技术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提升，推动大量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应用场景涌现，进一步发挥好先进科研管理模式和优秀科学家的作用。比如，疫情期间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催生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基础功能实现全面线上化和数字化，为今后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人物：此次疫情发生后，治理体系现代化越高的地方应对措施越及时、越到位，这场防疫战，也是对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大考。

赖明勇：疫情前期暴露出的信息不畅、指挥不当、物资紧缺、过分“一刀切”等诸多问题，以及种种被曝光的社会治理环节缺失、民生欠账等，将促使我们进行深刻反思，倒逼一批增进人民福祉、厘清政府与社会关系、防范化解经济社会风险的应对政策出台，包括对于治理主体的完善和重点民生社会领域改革举措。

人物：对此您有哪些建议意见呢？

赖明勇：首先，我建议进一步完善治理主体，推动政府、社会和公众公共同参与。一些地方政府依旧遵循“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希望一切都由政府主导，社会或企业的专业力量一直没被充分激活，更没有与政府的社会治理高度融合。建议进一步探索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建共享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途径，由主导角色向监督角色转化。比如中国的慈善体制亟待改革，应当调整慈善事业结构，鼓励民间力量办慈善。同时修改慈善法规，杜绝慈善特权滋生的各种腐败。

其次，建议大力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提升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十几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我们一方面要完善公共危机管理预案，持续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组建各级应急医疗救援机动队伍，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等；另一方面要继续提升公共卫生领域供给能力，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放开市场准入，同时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保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

另外，建议进一步提升政府管理智慧化水平。我们要以抗疫为契机，进一步推动社会职能机构全面信息化数字化，打造智慧政府。尤其注重开展线上办公的同时，加速打通行业信息孤岛，积极发挥全国各种类型公共基础数据库作用，引导数字经济平台企业与公共部门加强数据对接，建立政企互动的数据共享机制。在此基础上打造社会应急大数据平台，做到突发情况来时能够全国“一盘棋”。

人物：我们看到，在这场抗疫战中，广大基层干部、医护人员、人民军队投身防疫第一线，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

赖明勇：是的。抗疫行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国上下的各级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队伍、医护人员和卫生部门、人民军队等都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考验、锻炼了队伍、发现了人才，也暴露了一些平时没有看到的短板。要继续吸取在抗疫行动中好的管理方法（比如视频会议、网上审批），摒弃工作的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如填表抗疫）和懒政行为（如滥用“一刀切”），继续积极探索疫情防控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有机结合的路径、方法。要加强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绩效评估，在此基础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完善干部培养历练机制，既要加强内在历练，坚定理想信念；也要加强外在历练，强化学习本领；更要加强基层历练，强化实践本领，提升应急能力和工作才能。继续推进以不拘一格选人用人为关键的人事制度改革，激活干部队伍活力。

人物：在防疫中我们号召广大市民少出门、勤洗手、戴口罩，尤其是病毒携带者和疫区接触人员都要主动上报，大众的配合程度也体现着我们的国民素质。

赖明勇：面对突发疫情，既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大考，同样也是对社会公民素质的大考。此次疫情证明，大多数民众对公共利益有一定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但也出现了谣言传播、疑似病毒携带者拒绝隔离、恶意逃离甚至暴力对抗宣讲者和执法者的少数案例，突显出现代公民素质教育还任重道远。

因此，我建议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提升社会大众对科学常识、社会机制（包括疫情防治）的理性认知，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同时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和党校等教育机构开设危机管理课程，努力培育公民的责任感，强化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素质，使公民能在危机时刻保持成熟心态，并提升团队协作精神和互帮互助友爱精神。

人物：在疫情发生期间，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但假消息的辟谣速度大幅加快，舆情管理能力有不少提升，您怎么看？

赖明勇：互联网时代，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具有突然性强、信息量大、传播快、真伪难辨等特点。疫情期间，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着谣言四起、媒体报道不严谨等负面情况。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时代特征，进一步提升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引导能力。

要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清单管理和政府信息定期披露机制。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尊重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从根本上减少谣言传播的市场。要允许批评，打开民意的降压阀，从而正确引导舆论走向。要探索并不断改进宣传和报道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群体，灵活采用多样宣传策略，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或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推广正确的科学理念。注重团结好、利用好民间专业知识科普平台的公益力量。

以疫情倒逼开放为契机

化解外部风险

人物：目前，疫情的发生给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赖明勇：疫情对中国国际联系和全球产业链形成巨大冲击，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朝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拓展中国的发展空间。

贸易方面要继续稳中提质，引导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进一步扩大高附加价值出口，拓宽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装备进口来源；外商投资方面要加强引进与保护并重，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大国重器的比较优势，推动高铁、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结合上海、福建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和国际经贸规则趋势，推动包含更深层面开放条款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力争三个方面的“话语权”。

人物：这三个方面的“话语权”具体是指？

赖明勇：一是为应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新变化，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争夺全球价值链重构话语权。建议以技术变革为突破口，加速对传统产业淘汰和升级，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促进国内与国际市场有效竞争与融合，促进电子和机械等优势产业融入全球技术链，提升与发达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嵌入层次和深度。尤其是要加强新兴产业集群扶持力度，大力培育“高精尖特”的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创新强、发展快、市场广的独角兽企业的支持力度，构建中国比较优势主导的新全球生产链。

二是为应对单边主义加剧，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争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话语权。本次疫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高效的治理能力，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现有的国际出入境卫生检疫合作网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争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话语权。

三是为应对全球保护主义，以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抓手，争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议持续开展高标准自由区建设，不断和重要贸易伙伴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方式提升开放水平，增加创造互利共赢的机会。建议扩大自贸区谈判范围，促进REP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签署，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商建自由贸易区；完善数字经济等领域国内立法，促进国内立法与自由贸易区协定实现有效衔接，实现更宽领域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