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对启蒙主义女性观的反思与突破

文/马新亚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1

关键词：“妇女解放”；生理本体；心理本体；性别主体；本真性

摘要：启蒙理性一方面为“妇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方向、功能，但另一方面却因其非历史性而使“妇女解放”难以在现实层面展开。沈从文能够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之外，关注到女性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认识到“权利”和“义务”在“妇女解放”中的意义；他能够在主张生命的超越性的同时，站在女性本位主义的立场上，体察女性的生理与心理本体。沈从文的女性观对国民性改造思想传统以及中国现代女性性别主体的建构都有一定的价值。

Discussion on Shen Congwen’s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n the Enlightenment Views of Women

MA Xinya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Literature and Art Federation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Hunan 410001）

Key words：“women’s liberation”; physiological ontology; psychological ontology; gender subject; authenticity

Abstract: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on the one hand, provides “women’s liberation” wi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direction and fun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it makes “women’s liberation” tough to be expanded on the realistic level due to its non-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hen Congwen was abl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creteness and historicality in women’s daily life and was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women’s liberation”. While advocat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life, Shen could stand on the position of feminine standard as well as experience and observe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ontology of women. As a result, Shen’s views on women are of particular research val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thoughts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ender subject of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

沈从文的女性观（包括他在议论性文章中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和小说中流露出的对女性的情感倾向和价值选择），在学界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沈从文的“女性观”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缺乏“五四”新文学中的民主思想。¹更多的学者则站在折衷主义的立场之上，将他在这个方面的思想分为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²总体来说，以往有关沈从文女性观的论述多见于零星的散论，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且往往止于就事论事，缺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史的参照。本文力图从比较宏观的视野出发，来全面探究沈从文女性观的具体内涵，并由此厘定沈从文的妇女观在“国民性改造”思想传统、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思想传统中的地位与局限性。另一方面，本文也尝试着避免“大一统”——能纳入其中的则显，不能纳入其中的则隐的研究方式，以尽可能完整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按照文本表层到文本深层的逻辑顺序，力图将沈从文女性观的全貌还原出来。

一

联大时期，由于民族生存危机的日益加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也随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沈从文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披露了战时知识分子阶层的群体性堕落，并以他一贯的“人性”疗救者的立场，提出了“文运重建”“国民品德重造”等主张，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鲁迅所开启的“国民性”改造传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其中，对“妇女解放”的个体化认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仍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本文以这个时间节点来开启全文，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对“妇女解放”的思考起始于这个阶段，在更早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妇女观已初步形成，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蛰伏，终于在这个节点得到了相对集中的、文本显示层面的展现；其次，沈从文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是与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相伴而生的，我们不能离开进化论、民族国家意识来谈这个问题，而也恰恰正是这个阶段，沈从文的以“生命”—“人性”为核心的一系列思想观念与民族国家意识联系得最为密切。汤尼•白露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书的导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近代中国历史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关于当代民族及其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其问题是纯正民族文化还是对自然文化观的响应，无论关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动员还是种族改良、国际竞争、全球公平或对‘性别消费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意识和关注的文体一直都是民族思想批评传统中的一部分。”³由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研究沈从文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首先就是要理清他究竟在哪些方面与“五四”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想传统有交汇之处，又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并进而丰富和深化了这一思想传统的内涵。

翻开沈从文在这个时期的文章，对所谓的“时髦女郎”的批判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真俗人和假道学》中，沈从文对单纯追逐表面时髦而忽视内心修养的女子给予了讽刺。在《烛虚》中，沈从文继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新式的“太太”“名媛”“贵妇”等上流社会的妇女，指陈她们用赌博来消磨生命，用“太太”名分在社会上讨生活的行为，并指出这种行为缺乏对国家和人的思考，缺乏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沈从文对“太太”“名媛”“贵妇”等上层妇女的批判，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所写的《绅士的太太》。如果说在《绅士的太太》阶段，沈从文主要是站在“城”—“乡”互参的道德立场之上，为“上等人”“造一面镜子”，照射出他们在“名”“实”之间的悖谬的话；在联大阶段，沈从文则跨越了“城”—“乡”、“苗”—“汉”的界限，将上流社会的面影与国族寓言相联系，将上流社会妇女身上的庸俗主义人生观与国民劣根性相参照，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庸众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那么，“太太”“名媛”“贵妇”这一阶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何文化意义上的标本价值呢？其实，正如中国现代资产阶级脱胎于封建地主一样，中国都市的“太太”“名媛”“贵妇”阶层也是这两种生活的结合体。从外在文化层面来讲，她们接受了新思想，业已成为“新女性”；但从内在修养上讲，她们不学无术、庸俗无聊、唯实唯利，是十足的“寄生虫”。她们既不受“妇德”“妇道”等封建文化观念的束缚，又缺乏现代女性应有的独立人格与高雅情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中国文化断层的典型性病例。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不难看到子君、丽石、莎菲、孙舞阳、章秋柳等具有性别觉醒意识的独异者形象，也不难看到她们介于亲情与爱情、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与徘徊，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男性作家能够站在生活的内部，从文化惰性这一独特的视点来披露常态下的女性及整个民族的生存现状的，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对国民性改造传统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妇女问题的终极解决还有待于国民品德的重塑，关于这一点，沈从文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说：“谈起妇女问题时，问题或许在彼而不在此，在两性对于‘家’的看法，由义务感与生命稳定安全感而变为享乐感自私成分增多，似进步实退化，从期望说为日益贴近事实，从生活说为日益违反自然。……由‘家’而引起个人对于‘人’的印象与感想，认为很是一个问题，即无论男女，“热情”的缺乏是种普遍现象”⁴。沈从文进而将这种观念与时下大多数人的生命观相联系，找出了病根所在，他说：“许多人活下来生命都同牛粪差不多，俨然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命定聚成一堆，燃烧时无热又无光。……因为在政治上或男女关系上，目下似乎都流行一种风气，即用一个宦寺阴柔风格来活动，从阿谀、驯顺、虚伪、见技巧，为时髦人生观。”⁵沈从文对上流社会婚恋观的批判是以他的“生命”—“人性”观为参考依据的。他主张“生命”要贴近“土地”，接近“生物”，契合自然，更强调“生命”对“生活”、“神性”对“人性”的超越。沈从文的这些观点，并未脱离“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的藩篱。然而用“抽象观念”代替“生活经验”、用“神性”代替“人性”、用“超我”代替“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个体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一种短暂性的、超自然的力量；但长久来看，“启蒙”始终要降落到现实中来，要面对男女的自然属性、社会分工等具体性问题，而以种族进化论为基点的启蒙主义的一大陷阱就是用“男女平等”的观念淡化和漠视两性的生理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造成“妇女解放”的悖论性处境。也就是说，被启蒙运动奉为圭臬的笛卡尔的身体-心灵、理智-情感二元论以及被中国启蒙先驱视为金科玉律的进化论在一个方面由于为“妇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方向、功能，但在另一个方面却限制了“妇女解放”在现实层面的展开。

二

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启蒙者大多并不关心把对男人进行启蒙的可能性与对女人进行启蒙的可能性分离开来，这也正是启蒙为女性主义者所诟病的一大原因。女性主义者用经验的真实强调女性在生理基础、社会分工等方面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而男性启蒙者则认为启蒙的对象是一个普遍的对象。“虽然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但这个勇气究竟从何而来，它在个人生活中碰到了什么冲突，什么因素干扰它的实现，对这些问题，康德漠不关心。”⁶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启蒙运动的对象是真实的、具体的、有差别的个体，而启蒙者却无视这种差别；理性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启蒙者却把理性看作一个普遍的、非历史的才能。这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缺陷不可能不影响到“五四”启蒙运动。其实上溯到维新派知识分子，用“天赋人权”的观念解释“男女平等”，本身就有无视男女差别的倾向。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⁷，“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身首手足同，其耳目口鼻同，……其能游玩作止同，其能执事穷理同。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⁸，在肯定妇女在“天赋人权”方面拥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时，并没有对妇女的特长和优势做出说明,也没有对男女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做出界定。与之相承，“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将“妇女解放”副部标题纳入“人的解放”的总标题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操作层面出现了以“男女平等”观念置换女性解放具体内涵的功利化倾向。这种功利化倾向呈现出两大弊端：一是在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怎样的人方面标准不明确；二是男女对立观念的形成。

关于第一个弊端，姜义华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中指出：“《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阐发，但是，大多目标明确，如何实现却常常流于空洞化。《新青年》要求人们能够确立‘自主自由之人格’，却未指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度的枷锁，如何切实改变落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新青年》要求人们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却未指明如何使人们摆脱愚昧状况，能够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要求。”⁹这就出现了启蒙目标的明确性与具体方案的模糊性之间的矛盾、口号的简陋粗疏与现实的复杂具体的矛盾，这些矛盾也预示着“五四”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伤逝》就讲述了“启蒙”面对具体生活的尴尬处境以及“启蒙之父”的深深忏悔。一开始，涓生对子君“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她似乎也的确受到了新思想的感染，否则不会毅然决然地说出那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子君似乎并没有做好迎接新生活的准备，与涓生同居后的她整日忙于家务，“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甚至变得与一个庸俗无聊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当涓生遭受失业的打击，当他们的爱情无所附丽的时候，涓生选择了分手，同时也把死亡带给了子君。以往人们多从女性成长的角度来解析《伤逝》，认为女性不应把家庭生活当作人生的全部意义，要时刻更新自己，与男性并肩作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但其实《伤逝》又何尝不是涓生自己的忏悔呢？如果说子君没有做好踏入新生活的心理准备，涓生一样没有。接受新思想，独立于庸众和世俗之外，只是启蒙的第一步，启蒙还需要从云端降落下来，面对具体的人与事，这样才能真正在现实层面展开。涓生的问题在于，他对后者的思考并不深入。虽然他知道“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但他对求生路上男女两性的分工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对子君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认同，特别是在失业的重压之下。当他高举“人生要义”的旗帜，将“真实”的重担卸下给子君的时候，其实也就是用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来掩盖自身的爱的能力的匮乏以及因袭的男权意识。《伤逝》其实是在拷问如何将启蒙与现实生活相接轨，如何重新做人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一点，沈从文深有体会。他说：“‘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可是，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怎样的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话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多数只反映出两性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建设一个新观念，这个观念就侧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说，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学校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¹⁰。在《长河》中，沈从文对所谓的“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做了更加细致的描摹，并表露出对“摩登”“爱情”“创造”“解放”等名词的怀疑。在沈从文看来，这些名词无异于现代文明包裹之下的新的“愚昧”，要打破这些新式“愚昧”，使“妇女解放”落到实处，就需要对妇女输入“比当前更进步更自重的作人知识”¹¹和“更美丽更勇敢的人生观”¹²，用“改造运动”代替“解放运动”，用“做人运动”代替“做事运动”，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知行合一的方式消化、吸收、利用新兴名词，最终完成启蒙理念与启蒙实践的统一。

关于第二个弊端，沈从文认为“男女平等”的观念忽略了男女在根本上的“不同”，只争取生活上的机会均等，按照这样的目标，妇女必然以目下能得到为满足，以得不到为受压迫，“自然产生对立感觉”¹³，但妇女一旦像男子一样得到了知识、权力和地位，不平等事实依然会存在，所以沈从文认为求“男女平等”要另想办法。他给出的方案是“让几个通人性有知识的专家，来从男女性心理方面入手，假定男女实需要‘合作’，不必‘对立’”¹⁴，并使男女“在分工合作情形上各自产生一种尊严感，这尊严感中实包括了‘权利’和‘义务’两种成分”¹⁵。沈从文的这种观点与梁启超十分相似，梁启超说：“男女的聪明才力，不能认他有差等，却不能不认他各有特长……教育的目的，总要使受教育的人各尽其性，发挥各人最优长的本能，替社会做最有效率的事业。”¹⁶

在“知识”“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事物的本真性已被遮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简化，男女之间的对立、阶级之间的对立、敌我之间的对立……对立无处不在，然而除去原则性的分歧，这种不必要的对立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简化，“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¹⁷，与解决实际问题无益，沈从文主张男女要从“对立”转向“合作”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在可资借鉴的“重新做人”标准还未出台之际，在“妇女解放”运动在实践中仅落实到“性自由”层面的时候，承认男女之别，并主张在具体分工中体现“尊严感”，在“尊严感”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这种观点应该说是务实和稳健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承认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并提倡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分工与合作的观点其实依然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女性观，是一种“在旧传统的掣肘下不得不为之的循序渐进”¹⁸。一方面，这种观点将妇女的劳动纳入到民族国家建设之中，使沉潜于历史地表之下的中国妇女开始以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姿态进入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分工合作的观点尽管不乏现代启蒙主义的色彩，但其仍旧未脱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分工，带有强烈的一主一附的意味，“它暗示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的其中的附属或辅助角色”¹⁹。也就是说，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启蒙先驱在一种貌似“公平”与“自然”的法则之下界定了妇女的职责，其实却掩盖了数千年延续下来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启蒙主义再次以民族国家、家庭的名义，征用了女性解放应有的现代内涵。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首先是群体意义上的性别自觉，即女性作为一个普遍的生物事实以及性别二元模式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其次，女性解放最终还要落实到个体意义上的性别自觉上，即女性独立于民国国家、家庭宗族、男性群体的个体真实性，这就要求启蒙者能够站在女性本位的立场之上建构现代女性的主体性。然而，现代中国的女性解放仅仅是附属于富国强民的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子课题，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使启蒙先驱只能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思考女性解放，从而偏离了女性解放的原初话题。

三

在沈从文的思想世界中，“各尽其性”的观念不仅是他看待“男女平等”的一个尺度，而且是他看待女性个体真实性的一个尺度。除了在性别二元模式之内讨论女性解放之外，沈从文还从女性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状况、生理、心理本体出发，把她们看作具体的、历史的、鲜活的生命个体，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被启蒙。

对于上流社会的妇女(包括中层知识女性)，沈从文的眼光是相当严苛的，他曾多次抨击上流社会妇女虽然接受现代教育，但做人标准、行为方式却依然守旧，循着“太太”“贵妇”的名分，追求生物欲望的满足，过着无光无热的人生；而对于下层妇女，甚至吊脚楼上的妓女，沈从文的眼光又是相当温厚的，不仅认为她们从事的职业与道德无违，而且还善于从她们身上发现道德的光辉。更有甚者，沈从文对下层妇女敬天礼地、信天委命的生活方式都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例如在《长河》中，沈从文在批判所谓的进步人士对“现代”的浅表化理解的同时，就肯定了“常识”与“迷信”对农村妇女身心健康的益处。再如，对存在于湘西下层妇女中的放蛊、行巫与落洞等行为，“读书人”一般都嗤之以鼻，而沈从文却用现代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的方法分析了这种 “迷信”的合理性依据。

为什么沈从文考察上流社会妇女和下层妇女的标准有这么大的区别呢？难道是“乡下人”立场掩盖下的双重标准使然吗？非也。原因就在于“各尽其性”这四个字。沈从文认为“蒙庄齐物，所证即为物之不齐，乃物之性”²⁰，“各尽其性”就是要承认阶层差别，并在承认阶层差别的基础上确立启蒙对象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中层分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正如沈从文所言：“新的文学观，毫无疑问，它应当在启迪征服社会中层分子着眼”²¹。与此相对，沈从文认为文学观念来教育群众，“远不如运用法规教育群众，又简便又能得用”²²。沈从文将社会中层分子与群众区别对待，其着眼点就在于启蒙对象的认知差异，这是一种重实效的思维方式。例如，面对北平的“看客”，沈从文说：“似乎是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就北平羊肉铺杀羊时许多人围看情形，说北平市民极残忍，这批评不公平。就我经验说来，事实上不受教育的人看杀人时，同读书人看一本书情绪受刺激相差不多。”²³在沈从文思想逻辑的起点，“读书人”和“群众”是分属于不同的世界的，所以，以“读书人”的眼光来看，“群众”的围观是精神麻木，而以“群众”的眼光来看，“围观”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因为许多群众无事可做，街头自然成了他们的学校，“他们缺少机会在书本上搜索知识同趣味，便只好到街头发现那个”²⁴，“认清这一点，能够想办法，来把报纸当作一个教育机关，在给他们趣味以外还同时输入一点有用知识，实在是一件好事情！”²⁵同样道理，“读书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在沈从文眼中也是廉价和徒劳的。他说：“读书人的同情，专家的调查，对这种人有什么用？若不能在调查和同情以外有一个‘办法’，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不配说‘同情’，实应当‘自愧’。正因为这些人生命的庄严，读书人是毫不明白的”²⁶。

对女性的生理与心理本体，理性与非理性，沈从文同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水云》和《摘星录》中，作者以主客反复辩诘的形式，将“理性”与“情感”并置，强调了非理性因素在女性生命中的重要作用——生命需要“神性”，需要“纯粹的诗”，但生命依然是朴素的一个过程，需要由“一种较复杂又具体的生活”来稳定和满足。在《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如蕤》《都市一妇人》三部女性婚恋题材的作品中，沈从文运用故事情节的突转，来说明具体生活场景中的女性生理、心理的复杂性以及非理性因素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影响。在“五四”婚恋题材作品中，如果说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中的“我”是从具体的个性和同一性中抽象出来的理性的“自我”的话，那么这个“自我”必然是把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和女性的具体生活场景排除在外的，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子君和涓生无法面对启蒙降落到现实后的具体生活而最终使“启蒙”以失败而告终。而沈从文则往往将其笔下的女性塑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体。他主张“生命”对“生活”、“神性”对“人性”的超越，更主张“情感”对“理性”、“生活”对“生命”的平衡。

总之，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并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被启蒙者，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处于一定的文化氛围和现实境遇之中，并与她的全部神秘性与可疑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如果再从更深的层面来分析，这种思维方式还与沈从文的整体论人性观有关。在沈从文看来，孤立的、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总要与自然本性、族群风俗、文化本根在内的社会历史性联系在一起并构成一个整体。例如,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文化界所形成的共识，是“现代性”进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核心理念。但对于湘西妇女来说，“常识”和“迷信”却与她们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常识”和“迷信”与人、天、地相契合的自然本性密不可分，它们与仪式、风俗、文化一道，构成了人的根系，而要彻底铲除这些根系，就必然会使人的整体性受到损伤。这一点让人联想起鲁迅在《破恶声论》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主张。鲁迅主张“迷信可存”，原因有二：一是迷信可以使“向上之民”内心有所依靠；二是宗教所显现的形上追求，和人与自然契合的自然本性并行不悖，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鲁迅在这里既是论证“迷信”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是在论证人的完整性——人与自然本性、风俗、文化根基是一个整体，单纯依附于“现代”的理论，而将人连根拔起，必然导致“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人如是，“国”亦然，任何将思想、制度当作可以从“文明的整体性（也可以叫做历史的结构性）”²⁷当中任意分割出来的想法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然，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以进化论为主导方向的现代启蒙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面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固守和回望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进化论链条上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此外，“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操纵，一方面是理性文化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又造成了人同自然、人同上帝的疏离，造成了人同社会、人同自己的疏离，一句话，它们使人‘三重’地异化了”²⁸，这也正是世界范围内的启蒙运动饱受存在主义、女权主义诟病的一大原因。因此，存在主义将“完整的人——整个日常生活场景里具体的个人，连同他的全部神秘性和可疑性——带进哲学”²⁹；女权主义者则将女性的具体生活境遇以及其生理、心理本体纳入到性别主体建构的系统之中，借以弥补启蒙运动对女性个体真实性以及生命完整性的漠视。而在“主义”“名词”横飞，“进化论”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中国，沈从文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启蒙对象的个体真实性的关注，对“人”的整体性的观照，都以一种复古的形式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他的这些观点，给优胜劣汰的启蒙强势理念提供了一个伦理维度的参考，给浮泛化、浅表化、口号化、激进式的“人”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切实和稳健的思考方向。

结语

“启蒙”（enlightenment）的词根为“发光”（light），加上前缀“en”，有使动化的意味，意思就是“使发光”，也就是摆脱愚昧、无知的黑暗状态而走向光明，那么按照这种解释，“启蒙”的作用也应包括如何“去蔽”，如何还原事物的本真存在。存在主义认为，事物的本真性存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特别是到了启蒙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的只是被“知识”“理性”重新编码后的图像，并不是事物的原本面貌，因此海德格尔曾用“世界图像化的时代”来为“现代”命名。被中国启蒙先驱视为金科玉律的进化论一方面为“妇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方向、功能，但另一个方面却以国族、家庭的名义，征用了女性解放应有的现代内涵。与此相应，女性性别主体的建构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个未完成的课题。首先，子君的死“宣告了一代人在妇女解放（以及人的解放）问题上的思想疆域或思维局限”³⁰——女性只是刚刚脱离了玩偶阶段的“非男性”，而非一个可以拥有精神生路的性别群体。“五四”一代的女作家例如冰心、庐隐、冯阮君等都未能冲破这个局限，她们淹没在诸如人生意义、爱与美、亲情与爱情、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等时代语汇之中，忽略了对女性独特经验的体察与描摹。再往后说，与沈从文同时代的丁玲，虽然在前期作品如《梦珂》《莎菲女性的日记》中触及到了女性群体的精神文化处境，但后来逐渐舍弃这种立场，将“个体解放”融入到“集体解放”中来，将主导意识形态翻译成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从而偏离了女性生存的真相与实景。再看男性作家，如果说浪漫派的郁达夫以“他者本位”的立场将女性塑造为时而“欲女”时而“圣女”时而兼而有之的形象的话，自然写实派的茅盾则反转了这个模式，将女性塑造成果敢、坚强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类，男性则成为因循守旧、优柔寡断、人格萎缩的代名词，这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的真实生存境遇显然是有所出入的。在这种语境之下，沈从文对女性的主体建构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他能够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之外，关注到女性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并且能够从生理、心理本体的角度，还原出了女性的个体生存的真实性与生命的完整性，也许这才符合“启蒙”的本义。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思想研究”（项目编号：XSP18YBC17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孙丽玲、向亿平等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3：(美)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李小江审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页。

4、5、14：沈从文：《谈家庭》，《沈从文全集》(卷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第152-154页，第149页。

6：（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0页。

7、8：转引自：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卷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471页。

9：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89页。

10、11、12：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卷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7页，第9页，第9页。

13、15：沈从文：《男女平等》，《沈从文全集》(卷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第156页。

1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卷13)，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58页。

17：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卷16)，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34页。

18：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19、3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页，第11页。

20：沈从文：《吃大饼》，《沈从文全集》(卷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

21、22：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卷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1页，第51页。

23、24、25：沈从文：《北平的市民》，《沈从文全集》(卷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5页，第85页，第85页。

26：沈从文：《辰溪的煤》，《沈从文全集》(卷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27：(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20页。

28、29：(美)威廉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 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 上海：译文出

本文刊发于《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马新亚，文学博士，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在《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部分篇目被《人大复印资料•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