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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8日清晨，刺耳的警笛声划破长空，国民党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杀气腾腾地在上海开展全城大搜捕。抓捕目标直扑周恩来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冲入了几十处中共中央地下机关，但破门而入的时候，绝大多数地方都已人去楼空。刚拆除不久的通讯设备还冒着青烟滋滋作响，焚烧文件的火盆里跳跃着火星。在得知“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时，带队的特务头子气得跺脚、拍大腿：“唉！还是让他给跑了，抓不到周恩来了！”

周恩来等领导人之所以能在大搜捕当中全身而退，得益于地下党抢在反动派突击行动之前传递的“生死电报”。获得情报并果断采取关键措施的，是我们党隐蔽战线杰出代表钱壮飞。

时间回到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三封由武汉方面发来的电报接连送到了位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每封电报上都标注着“特级·绝密·徐恩曾亲译”。按规定，这类电报只能由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本人阅译，其他任何人拆阅，都会引起怀疑，被视为潜伏人员。此时，徐恩曾正在上海过周末，科室值班的是机要秘书钱壮飞。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隐蔽战线身份暴露，结局可想而知：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遭受残忍杀害，甚至家人也会被牵连。但电报上标注的“特级·绝密·亲译”字样，让从事地下工作多年的钱壮飞敏锐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即将遭遇“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来的最大危机！冒着身份暴露的危险，钱壮飞拆阅电报，内容令他震惊——“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黎明为化名，真名顾顺章，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掌握着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所有人员名单、通讯地址，熟知各大城市隐蔽战线的接头暗号、电报密码。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使党的地下组织面临着巨大威胁。

4月24日抓到顾顺章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顾顺章自认为是核心机要人员，觉得蔡孟坚级别太低，不配与自己交流，拒绝提供情报，要求乘坐飞机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尽管顾顺章告知不可拍发电报，因为国民党各部门都潜伏者地下党员，可蔡孟坚还是按捺不住抓住了大鱼的喜悦，向他的上司徐恩曾发出了“邀功”的电报，并且坚持坐轮船从武汉前往南京。

截获电报的钱壮飞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开始与时间赛跑：翻开列车时刻表，4月25日当晚11点还有一趟从南京出发第二天早上6时53分抵达上海的火车，钱壮飞立即安排另一地下工作者刘杞夫乘坐最近的这班火车赶往上海送消息，并反复交代一定一定要联系到李克农。4月26日，刘杞夫在上海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李克农得到消息后大惊失色。那天不是李克农和指定联系人约定接头的日子，于是辗转联系到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再经过一系列交接传递，4月27日凌晨，至关重要且万分紧急的信息终于送达周恩来——“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周恩来不等核实消息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当机立断：所有接头暗号，全部作废；所有电报密码，全部失效；所有通讯设备，全部拆除；全体人员，立即撤离。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局，短短一天之内，在周恩来沉着冷静的指挥下进行了快速而有序的分批转移。

在本次危机当中撤离的还有：瞿秋白、张闻天、陈云、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聂荣臻、陈赓……等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如果没有钱壮飞送达的“生死电报”，党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幸运的是，钱壮飞也在本次危机中撤离，转移到中央苏区。然而，遗憾和惋惜的是，这位党的杰出情报工作者，1935年4月在长征路上，途经贵州时遭遇敌机轰炸不幸失踪。

救命之恩，感怀于心，钱壮飞被铭记在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1946年春天，周恩来看望钱壮飞家人，忽然间朝着贵州西南方向，满眼泪水，十分沉痛地说：“我没照顾好钱壮飞，如果没有他，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地下工作者的牺牲与奉献。向奋斗在隐蔽战线的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钱壮飞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