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网联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特别开辟“湘雅往事”栏目，通过对老前辈们个人成长和奋斗经历、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学科发展历程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整理，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老一辈医学大家勤学苦练、立德树人的奋斗史。

系列报道：湘雅往事①｜李学渊教授：活到老，学到老

湘雅往事②｜袁明道教授：三代湘雅人 一片赤子心

【人物名片】

肖剑秋，1925年6月2日出生于新邵县。1943年至1949年就读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及教授。1958年起，担任放射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理事、湖南省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及主任委员、全国放射学会委员等职，被聘为国内及省内五家医学杂志的编委及特约审稿人。

1951年冬，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三个月，1958-1972年，先后五次赴湖南农村参加抢险救灾、春耕、双抢、防治疾病、征集新兵培训农村医生等医疗、教学任务。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工作40年，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陆续申请添置了大中型X线诊断机两台、CT机两台，并力争引进遥控钡餐检查机。设备更新对提高放射科诊断水平，增进医院医疗质量有重要作用。

1986年1月，参加中国医学代表团赴日本4周，在东京日本大学医学院考察胃肠X线双重造影。1988年11月，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圣路克——罗斯福医院中心访问。

发表学术论文21篇。从70年代末开始，借鉴日本胃癌早期诊断经验，组织湖南省X线工作者及制药厂，研制双重造影用硫酸钡及产气剂，并改进X线双重造影技术，在国内交流时得到专家好评。

1987年起，摸索开展介入性放射学，重点是经皮穿刺插管注射无水酒精，以栓塞曲张之精索静脉，以及肝癌的肝动脉栓塞疗法。前者只需留院观察两天，疗效可媲美手术结扎，而费用比手术办法低，病人不适情况也较少。

坚定的选择

记者：请您分享一下儿时的成长经历及为何选择从医。

肖剑秋：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到长沙来，因为他念过一些书，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过一两年，所以他很鼓励我念书。我在初中的时候经历了战乱，那三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后来高中我转到了湖南省立一中（现长沙市一中），当时在班上算是比较优秀的。前三名可以被保送，我填志愿想学地质学，当时想实业救国。但是快毕业的时候，一个老师和我说：“你别呀，你这个身板又不那么强，学地质要天南地北地跑，风餐露宿的，你不是那个材料。还是学医好，治病救人，职业稳定，少受社会变乱的影响。”当时，跟我同年级毕业的有四个班，120个人，中间有8个就选择学医，都到湘雅来了。

我读书也挨了一些苦。湘雅医学院在1938年从湖南搬到贵阳去了，现在从湖南到贵阳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但在当时由于没有直通公路，我带着衣被先是走到邵阳，再乘汽车到衡阳，坐火车经过衡阳、桂林，而火车只修到金沙江，再往北走，要找装货的木炭车，最后绕了一个大弧线，整整花了1个月时间才到。

记者：在一般人心目中，放射科风险挺大，您为什么会坚持选择放射科呢？

肖剑秋：当时要按局部条件看，湘雅医院的放射科就一台机器，那台机器还是美国军队在二战战场上用的，仅30毫安，我们现在用的通常是500、1000毫安，甚至更大。而真正的放射科医生就一个，技术员两个，科室很小，设备也很简陋。但是我考虑到，X线是1895年发现的，从发现到我毕业才54年，但是过去人体里许多看不到的地方已经能够显示，还能找到某些病灶，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科应该是有前景的。

长期过量接触放射线的确是对人体有损害，我的同事中有白细胞很低要转科的，有得白血病的，有得癌的，也有白内障的，也有女性生过畸形儿的。但是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有风险，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放射科，当时还叫X线科。

80年代以后设备改善，人员也增加了，特别是影像增强技术的诞生，原来必须要到黑房子里面才能看见的图像，现在普通光线下也能看见了，这样一来暗室就甩掉了，透视也不要了。7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新技术，有超声、CT、磁共振、PET、介入……这些东西进一步扩大了放射线的领域，过去做不到的、看不见的、靠猜的，现在慢慢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了。

援朝·扶贫·辛追

记者：请您回忆一下当年抗美援朝时的经历。

肖剑秋：我念书的时候，对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的老兄是一个地下党员，他送给我《联共党史》《辩证唯物论》等读物，对我的影响颇深。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便参加了党课学习小组，所以抗美援朝很早就报名了。

当时医院不到400职工，有一半报了名。前前后后，湘雅医院派了200多人，分多批过去，最出名的应该是林光亨教授，他在上甘岭前线待了20多天。与我同班的外科医生，也有去朝鲜、东北、河南等地的，大部分都在国内，真正上前线的并不多。我是1951年12月作为第二批队员过去的，当时队长是内科教授刘泽民，我们热情是很高的，抱着“不怕牺牲”的信念。

记得当时我们就在湖北大冶、黄蕲、新堤（现洪湖）和襄阳四个志愿军疗养院，救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他们先去了4个人，两个医生、两个护士长，结果一看，对付不下，需要一个放射科医生，设备有一台小机器。我头一天接到通知，第三天就走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疗养院的几百个伤病员逐个甄别，让基本恢复了的尽可能早日回到朝鲜战场，当时抗美援朝战役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记者：58年到72年间，您先后五次参加扶贫任务，请您谈谈期间的故事。

肖剑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慈利县，一个大队叫做宜春桥，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支援春耕生产，就住在大队的卫生所里。卫生所平时只有一个中医，没几个农民来看病，也顾不上预防疾病，真正有大病要到公社卫生院，需要跑一二十里。

当时我们有3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天的任务就是背个药箱，一个一个生产队去看，或者接到电话，谁不舒服，就到他家里去看病。因为那里是山区，交通相当不便，有时一天看不了一两个病人。

那时候农村生活非常贫困，缺医少药，老百姓根本没有米吃，主粮就吃在山上挖的野菜、地里的瓜果，以此充饥。对医生还优待一点，有一点点米，菜完全是干笋子。如果去看病，即使看得到人在对面山上，甚至能听到声音，可能还得绕上三个钟头才能到他们家。

1958年，我到郴州永兴县扶贫，当地人召集了一些有点文化的年轻人来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由我和其他几个医生当老师，计划用半年时间把这些小学文化的学生培养成“赤脚医生”。这个任务很重，教材、教具、标本模型都要自己弄。自己要写教材，要画表格，找小动物做标本，我自己也教解剖、生理、常见病。孩子们都还是比较认真读书的，半年以后多少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卫生知识，至少能够解决一部分农村常见病的诊治和预防问题。

记者：您曾参加过马王堆女尸解剖研究，请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肖剑秋：马王堆古尸的发现当时在全国轰动一时，所以政府及媒体都高度关注。中央派了好几批人来，决定进行解剖。解剖任务就交给湘雅医学院，先由解剖组去人，我是代表放射科去的，很快地就把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

当时我院X光机缺断层设备，只好把古尸从湖南省博物馆运到163医院，拍摄各处X线片。X线检查的结论是：尸体保存完整，器官都在，但是严重萎缩了。比如脑组织就缩成了六七分之一，心、肺、肠都只剩一点点，塌陷后贴连背部。同时我们从她的颅骨、牙齿等判断，分析出她大概50岁左右。也检测到她的肺里面得过结核，血管都有粥样硬化，根据临床判断有冠心病，同时手部有过骨折，腰椎也有过椎间盘突出。

晚年赴海外进修

记者：70年代末，您借鉴日本胃癌早期诊断经验，组织湖南省X线工作者研制出产气剂，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肖剑秋：因为当时全国有这样一个攻克胃癌的规划，所以各个省都在行动，走在前列的有上海、北京，湖南也是一个。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造影成功的关键，要让造影剂均匀地附一层，附在胃的壁上，同时再用空气衬托，我们把这个叫做“双重对比造影”。所以，为了找到早期的小的局限于黏膜上的病灶，我们就用钡来吸收射线，跟岳阳制药厂合作研究生产了好多批次，然后在人身上实验。颗粒要非常细，硫酸钡的颗粒是以μ计的，要几个μ，这样它的混悬时间就长，还要有表面活性剂，让钡剂弥散，还要有产气剂，吃下去以后产气、把胃扩大，这样胃的轮廓及前后壁都看得见，这方法到现在还在用。

记者：您在80年代先后前往日本和美国学习深造，您能叙述一下这段经历吗？

肖剑秋：我到国外去比较晚一些，86年以后才有机会到日本去，跟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到了东京的两个附属医院，在那里重点是学习他们的胃癌早期诊断方法。因为日本在这个方面比我们先进很多，从50年代就开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位居世界前列。他们的方法不是我们当时能实现的，都采取遥控X光机，可以通过胃镜把长在胃黏膜表面的早癌挖出来，就不用做胃部分切除，病人创伤小，恢复快，一上午一台机器做20个病人没问题。而我们过去在黑房子里面是靠人用手去操作，这就很辛苦，几小时下来一身都是湿的，那时空调还没有，操作也很费力，一个人一上午做不了五六个人就满头大汗了。

湘雅传承永不忘

记者：张孝骞教授曾当过您的老师，能否谈谈对他的印象？

肖剑秋：张孝骞教授为我国内科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我国消化内科创始人。他给我上过课，也带过我的实习。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的技术、医德都没有人能够超越。

我在湘雅念书六年，前五年他都在。我觉得他非常勤勤恳恳，治学也非常严谨，给我们上课那都是一板一眼的。对人要求比较严，查房的时候看到有不对的地方，就会严厉地指出来，哪怕对方也是教授。他查房不单是年轻的医生，老的医生都去，甚至于其他科的也去。他喜欢指出问题，发现问题后会骂人，骂得厉害的时候，病历一甩，甚至有的时候甩到窗子外面去了。但是医护人员都服他，认为他说得对，没有人敢跟他顶撞。他的知识很广博，疑难病症去找他大都能解决，但尽管如此他为人一点都不张扬。49年以后，中央很多首长找他看过病，他从来不对外吹嘘。

在抗战阶段，是他挑起了学校最困难的担子。1938年，他才从北方过来。后来要他担任校长，学校马上就西迁。到了贵阳也是白手起家，最开始是在山上找个庙，庙里面吃、住、喝水都不方便。他自己住的是一个小茅房，日军轰炸以后茅房就没了。1944年12月，日本军队已经进攻到距离贵阳只有100公里了。张孝骞教授找了同学的家长帮忙，找了40辆车，把最重要的仪器图书、解剖标本运到重庆去。

我记得雅礼协会曾送给湘雅两部车，一直停到贵阳的学校里头。张孝骞教授作为院长有资格坐，但是他从不坐。我就看到那两部车一直摆在那里，胎都瘪了。从他住的地方到医院上班三公里，都是自己走路半个小时，当时也没有公共汽车。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是值得尊敬的老师。

记者：您在湘雅辛勤奉献几十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对年轻医生成长有什么好建议？

肖剑秋：医学是日新月异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旧的要被淘汰。我们过去很多工作，特别是科研工作，现在看起来都过时了，但仍然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我始终比较虚心，愿意学习，也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余热，所以退休以后还回去科里帮忙每周做一次钡餐。

我们的经历，相比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谓弯曲困难。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从来没有到餐馆里吃过一碗面，皮鞋是毕业以后才有一双，当时是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记得做住院医师时，一天可以收十几个病人，病人的血、尿、粪的检验都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月有半天休息就不错了。

我觉得年轻医生在认真刻苦钻研、对病人系统的观察等方面还有些欠缺，希望他们能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因为青年时期是学习的最佳时段，也是一个人最有为的时候，要抓紧这一段时间，打好基础，奋发向前。

记者：您对湘雅的未来有什么期望？您是如何理解和传承湘雅精神的？

肖剑秋：湖南过去穷，医学院也不多，像沿海地带大的城市，内外交流多，发展迅速，经济资源比湖南要强一些。但是湖南的优势现在也慢慢凸显出来了，长沙很多方面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

自己总是希望母校和湘雅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外都有名气、有影响。但是要保证继续发展壮大，难度还是有的。历史上能够保存100年以上的院校并不是很多，但湘雅的传统一直都在。湘雅校训中第一个字就是“公”，这个“公”字包含的内容很多，值得我们每个人长期的理解和学习。而我觉得湘雅精神中最重要的还是“为公”“为民”。

颜福庆教授是学公共卫生的，回国后他的精力就放在广大老百姓的身上。我们进来上学，张孝骞院长上第一堂课就告诫我们新生，你们将来学成后，不要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开诊所，而要在公家的医院工作，为广大的老百姓服务，好像这个概念很朴素，但是很重要。所以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我们湘雅的老师自己住在茅棚里面，要自己挑水、种菜，也没有一个人出去开私人诊所去赚钱，而是兢兢业业，在医疗、教学上倾注了全部心力。现在，咱们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是因为不仅仅着眼于城市，而是注重改善最困难群众的生活，重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我看将来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后记

记者：您现在仍在读老年大学，主要学习哪方面，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肖剑秋：我在中南大学的老年大学湘雅分校学习，是班里同学中年纪最大的。我主要学习两个方面：一个是太极拳，锻炼身体，一周两次。因为太极拳可以锻炼肌肉、关节，保持平衡，不容易摔跤和骨折。另一个是学诗词。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古诗词，但是没有机会接触太多。所以后面我就去上老年大学，差不多学了十年。省里、市里的班都参加过，但是年纪大了，要像五六十岁的人那样去背记，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自我欣赏，欣赏诗词中的一些好内容，自己也高兴。此外，我还常常使用电脑、手机、平板，也用微信。而电脑更是从98年就开始用，20多年了。这些现代化的工具更够活跃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晚年生活。

统筹：罗闻 刘丹

文字：罗闻 严晓博 刘丹 李紫寒

编导：曾慧

摄像：杜洋

配音：田萌

剪辑：张静

后期：王轶楠

视觉设计：杨靖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