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那些事儿之十一

——有帮朋友在广州，有帮朋友在心中

文/李立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约好今年要聚一次的，日期一拖再拖，一改再改，从三月拖到六月方才成行。

记到去年初，我决定去广州拜会只有一面之缘的温远辉大哥。热情好客，温文儒雅，学富五车的远辉大哥相约了一帮朋友要陪我喝酒。其实，那时我已不胜酒力，戒酒多时，酒已与我形同陌路。在那次聚会上，我有幸认识了一帮文朋诗友，这次就是去会一会他们的，借机奉上我的新归来诗集《在天涯》，聆听各位的批评指正。

朋友们个个岁月静好，一年中相安无事，与去年相差无几。大家还拿《羊城晚报》编委陈桥生兄来说事，说他还像一个大学生，永远那么年轻。这个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后听者无意，说者已心花怒放。当远辉大哥被令爱陪护着走进来时，让我错愕不已。他消瘦了许多，曾经挺拔的身躯略显单薄，深色的太阳帽遮蔽了一头白发，同时也遮挡了他曾经逼人的锐气和光芒，瞅着让人心疼不已。去年他兴高采烈，意气风发，频频举杯，相当豪爽，今年也已滴酒不沾，雄风不再，仿若隔世。世事无常，他和蔼的笑容里饱含着沧桑，细柔的言语中带着一丝丝寒意，令我生出许多感慨来。去年下半年，他为了给拙著《在天涯》写一篇序言，竟然在病中停停写写煎熬了五个多月，煞费苦心，呕心沥血，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余字，不明就里的我还再三催促，现今想来，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真乃罪过罪过也。他说，给我写的那篇序言可能会成为他的封笔之作，听着，让我如临深渊，心如针扎，不知说什么好。

人们常说上天有灵，如果上天真有灵的话，像这样的好人就不应该得到病魔的惩罚。如果是一时失手，上天也要有知错就改的气量。

此前，我与远辉大哥只是萍水相逢。他是家喻户晓的著名文学家评论家，诗人，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蜚声诗坛。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新归来者，人家听都没有听说过。在座的人在谈及《作品》杂志越办越好，影响力如日中天时，我不经意间说了自己1990年就开始在上面发表诗歌了。一位80后年轻女诗人竟脱口而出：“不可能！怎么可能呢？”还好，我对她的过敏反应毫不在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终究我已“销声匿迹”20多年，她没有听说过不足为奇。我非常淡定的一笑置之，与她解释既毫无意义，也有失风度。不可能就不可能吧，岁月顺手牵羊拐走的东西多着呢，青春，爱情，健康，雄心壮志，甚至生命，都纷纷败于光阴之手，何况几首诗歌？

酒过三巡，姗姗来迟的诗人安石榴倒是让我找到了话题。此君长发蓬松，胡须飘逸，肌肤褐黑，仿佛关公之形，只是欠缺一些海拔和不怒自威的气场，其不修边幅，放荡不羁倒能让人看一眼就能跟文化人挂上钩。安君曾在宝安的《大鹏湾》杂志工作过。他说他认识我，在杂志社见过我。但我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好多事情翻过片了，我就不愿意再在心底存着，该删掉的就删掉，该格式化的也不能心慈手软。事是，人亦是。不然太累。

我曾去过多次《大鹏湾》杂志社不假。但是，我只记得两个人了。主编老叶早已经退休，时光荏苒，我也已忘却了他的尊容。另外一个女孩，我倒是难以忘怀。她来自遥远的北国，面容清秀，肩披长发，沉默寡言，才华横溢，常常着一袭素色的连衣裙，显得既端庄又优雅。那时，我与她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揣共同语言，背井离乡的我们有许多同龄人的共同际遇和感悟，交流起来自然就免掉一些遮遮掩掩，彼此无需忌讳，可以掏心掏肺。一年后，我调离了宝安，也决绝地离开了文学，我们从此失联了。此后，她亦政亦文，颇有建树，我真是打心眼里为她高兴。这次新归来，原本想等哪天在某个场合与她不期而遇，顺其自然地接上头。没想到，某一天晚上她通过著名作家谢宏兄申请加我微信。我们像从未分开过的老朋友一样，冷静，理智，真挚，坦诚，敞开心扉，侃侃而谈。

这个叫吴君的女孩，这个写小说的女孩，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如今已是成绩斐然的著名小说家，深圳市文联机关的中坚力量，发表了有据可查的300多万字的小说，并屡获大奖，令我等当年的许多男士也深感汗颜。我只佩服像吴君这样以文学作品安身立命的作家，在作家诗人这个群体里，会说会吹会喝会捧会演会送会偷会骗都是不可以持续的。她一个单枪匹马南飞的孤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骄小女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南国开创一片天地，那是何其不易！个中艰难困苦，别人不知道，我却感同身受。

当年，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搞得热火朝天，特区关外的原宝安县却存在着温差。我所在的单位有个中层干部公然大放厥词：“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宝安只是宝安人民的宝安”。单位的大小会议通用的都是说广东话和当地的客家话，刚来时我几乎既是聋子又是哑巴。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都嘘唏不已。单位张玉发局长见我单身一人周末没地方弄饭吃，交待办公室主任要方姓厨师给我厨房锁匙，让我自己热热剩饭度过周末。厨师遵照指令，把锁匙交给了我，但却从里面把门反锁，让我有锁匙而不得入内。周一领导知道后，批评了厨师。下一个周末厨房门是可以进去了，但剩饭泡在一大锅水里（我真担心水里还有其它不良成分），柴米油盐酱醋茶统统锁进库房，他的坚壁清野让我手里捏着锁匙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仅仅是一个为人煮饭的小厨子，竟然如此嚣张，底气何来？不就是我孤身一人出门在外，身单力薄嘛。此事我也没再麻烦领导，周末全以方便面对付，以至于一年后我闻到方便面的味道，就条件反射胃酸上涌，想吐。

当然，这两种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尤其是这片刚刚经过漫长贫困封闭的土地，像杂草一样无处不在。前面那种没有格局和胸怀的人，他的人生路必定不会海阔天空，他把宝安视为自己家的后院，那就注定了他这辈子走不出宝安，后来，他本身的经历就证明了他的短视和无知。而那个缺乏怜悯和爱心的方姓厨师，只能说只是一个小丑留下的一段笑话罢了。倒是一身正气，心胸豁达，慈眉善目的张玉发局长常常让我倍感温暖，心生感激。记得2003年我们殊途同归，邂逅于西欧荷兰一家酒店的餐厅，人生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竟然高兴得像个孩子，抓紧我的手把我一一介绍给他带领的人大代表考察团成员。他的那份纯粹和惜爱令我终生难忘。

人一生中会碰上各色人等，有些天天见面，却人心隔肚皮，各怀心事，永远不会成为朋友。有些一见如故，仿佛前世就是铁杆兄弟，今生只差缘分，缘分一到就能入心入肺。

《天津诗人》主编罗广才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广才兄豪爽大气，情深义重，我跟他一见如故，平时鲜有互动，但只要一方有个什么事，于公于私，另一方必定全力以赴。这些年来，广才兄以一己之力，撑起《天津诗人》一方天空，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和毅力？令人钦佩的是，《天津诗人》凭着精湛的编排和高品质的诗歌，在中国诗坛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被越来越多的诗人读者所喜爱。

记得我刚新归来时，一位大哥介绍他的一个小兄弟给我认识。此君主编一份民间诗刊，我拿了几首诗歌向他讨教，他把我的诗贬得如一堆臭狗屎，一文不值（后来这几首诗分别发表于《诗选刊》和《中国诗歌》）。我能听得进批评，而且能消化吸收，但非善意的言行，我既能辨别，也有拒绝的理由。当然，人一辈子要面对许许多多的面孔，不要指望每一张脸都能捂热的，不然人世间怎么会有“热脸贴冷屁股”一说？

在2017年的一个采风活动中，我有幸认识《芒种》杂志副主编李佳怡。这个妹子人美心灵更美，端庄优雅，善解人意，与她交谈气氛柔和，轻松愉悦。她不像有些编辑，坐在作者面前，不管对方是男女老幼，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给人发表一篇文章好像是一种恩赐和施舍，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溢于言表。我与她相识了三个年头，频频互动，但从来没有给她所在的刊物投过稿，我珍惜这份友情，我怕这种友情会在投稿过程中一次损耗一点，最终消耗殆尽。发表作品和友情，如果要我二选一的话，我宁愿选择后者。

在诗性勃发的年龄，我悄然离开了诗歌，离得决绝。在诗意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却幡然归来，痴心不改。我必须说，自己不是因为诗歌不堪而黯然离去，也不为争名夺利而归来。也许，我还欠着诗歌的一些债务，需要偿还，也许是前世约定的三五知己，需要在今生的某时某地相拥一笑，相知相惜，携手一起走完剩余的苍茫岁月，悠然也罢，蹉跎也罢。

李立，新归来者，1985年发表处女作，学生时代有大量作品发表和获奖，后辍笔21年，2016年底重拾诗笔。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文艺》《花城》《天涯》《西部》《作品》《湘江文艺》《诗选刊》《扬子江》《星星》《诗歌月刊》等百余种报刊，获首届博鳌国际诗歌奖等十数个奖项，入选《2018中国新诗排行榜》和《2018年中国诗选》（汉英双语）等数十种重要选本。出版诗集《青春树》《在天涯》和报告文学集《飞翔的金凤凰》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