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缪伯英用过的手提小皮箱。

上图，缪伯英用过的日制蓝色玻璃座钟。杨开慧纪念馆供图

李大钊发展入党，成中共第一个女党员

7月16日中午，记者来到飘峰山村缪伯英故居的时候，烈日当空，碧空如洗。

故居为三进院落，坐北朝南，迄今已有近200年历史。

缪伯英父亲缪芸可是职业教育家，曾经东渡日本留学，主张兴办“新学”，尤其重视女子教育。1919年秋，20岁的缪伯英不负父亲期待，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缪伯英留下来的蓝色玻璃座钟，是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缪伯英很喜欢，去北京读书时，便将座钟随身携带。

在北京，缪伯英认识了对她一生影响至关深远的人——李大钊，并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在李大钊的指引下，缪伯英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11月，为了充实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

关于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南大学教授、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曾长秋曾经做过考证。

“在中共一大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一共53人，其中女党员只有2个，一个是缪伯英，一个是刘清扬。”7月17日下午，记者在长沙采访曾教授时，他告诉记者，刘清扬是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船上被发展为党员的，时间在1920年12月至1921年初之间。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非缪伯英莫属。

当年，曾长秋在考证过程中发现，在长沙烈士名单上找不到缪伯英的名字。1983年，曾长秋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考证结果撰文发表在长沙市党史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长沙市民政局以此为依据，为缪伯英补办了烈士证明，交予其弟缪立三。

妇女运动先驱者的胆识和魄力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缪伯英在李大钊领导下，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去。

1924年6月，缪伯英回到湖南老家。遗物中的手提小皮箱，便是缪伯英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自置的。

7月16日下午，记者在长沙县开慧镇采访时，在代管缪伯英故居的杨开慧纪念馆，见到了这口皮箱。经历一个世纪，皮面依然透出光泽，内里的衬布却留下了岁月的斑驳痕迹。皮箱很小巧，长55厘米，宽30厘米，高15厘米。杨开慧纪念馆副馆长刘向上介绍，因携带方便，皮箱一直跟随缪伯英走南闯北，从湖南到武汉，再到上海，成了她半个家当。

刘向上介绍，缪伯英深受父亲影响，关注妇女解放。在北京时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家庭和女子》，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自己的独特见解。回到湖南，缪伯英显示出她妇女运动先驱者的胆识和魄力。

回湘后，缪伯英受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主事(即校长)。又在党内先后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湘区委员会妇委书记等职务，还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缪伯英已临近分娩，却终日奔忙，指导各校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等，夜以继日奔走于大街小巷宣传爱国与革命。

湖南妇女运动在缪伯英的领导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当时的中共湖南区执委书记李维汉，称赞缪伯英为“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英”“雄”夫妻“以身许党”

都来自湖南，一同求学北京，一同入党，一同投身革命斗争。缪伯英和何孟雄，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的“英”“雄”夫妻。

1927年10月初，党组织安排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缪伯英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就包括了那个精致的梳妆盒，在她开展地下工作乔装打扮时，派上了用场。

何孟雄与缪伯英一家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他们就会假装吵架，然后立即搬家。缪伯英族弟缪位荣跟随他们，帮助照料孩子、协助工作，也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史料记载，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

7月17日上午，记者辗转找到缪伯英亲侄儿缪纯祖，他为记者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缪纯祖从缪位荣及其儿子缪文华处了解到，缪伯英之所以会患上伤寒，是因为在一次躲避敌人追捕时跳入河中，在冰凉的河水中躲藏了一个多小时。当时，缪伯英为掩护何孟雄，主动引开敌人，以为自己可能会牺牲，情急之中一把扯下衣服上的3粒扣子交与何孟雄留作纪念。遗憾的是，缪伯英躲过了追捕，却没有躲过病魔的袭击。

弥留之际，缪伯英嘱咐何孟雄:“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不幸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也被国民党杀害。一双儿女失散于战乱中，下落不明。

牺牲时，缪伯英30岁，何孟雄33岁。这对“英”“雄”夫妻，用青春和生命实践了“以身许党”的誓言。

今天，人们来到湖南烈士公园，在烈士纪念塔内，还能看到缪伯英和何孟雄的肖像比肩而立，宛如一百年前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