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着金边的乌云

文/刘起伦

当我郑重其事向徐主任，不，向组织表态也如实汇报了个人想法后，心情既轻松又失落。从团党委会议室出来，抬头看了看天空，蓝得还是蛮可爱的。我想，不管怎么说，这次民主生活会结束后，一定陪老娘回流泉町一趟。老人家年年唠叨着要回去看看，可我一团之长怎么走得开？怎么可以离开自己部队和战士们呢！八年团长，还没离开过一天呢！我几次动员堂客——部下当面喊嫂子或阿姨，背地称团长夫人——陪母亲回去，可这个城里娘们总有理由拒绝，强调自己工作忙，回乡下会耽误女儿学习等等，我知道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嫌乡下住不惯。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来团里指导党委民主生活会，一个固定议程是找班子成员个别谈话，了解单位全面建设情况，对其他常委的看法，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快要启动一年一度转业工作了，个人有什么想法，对组织有何要求。

隔着团党委会议室宽大的会议桌，我们相对而坐。徐主任手里拿着干部花名册，不用说，此刻正看我那页。作为管干部的领导，我的履历他应该熟记在心，看花名册不过是习惯动作。我同样知道，花名册里的我内容非常清晰：马苗子，1955年2月出生。18岁当兵，高中文化，当过连文书；1977年6月提干；1979年上前线时，任师工兵营地爆连连长；84年从前线撤下来时，提升营长；88年6月任团参谋长；92年12月任师副参谋长，91年12月任工兵团团长至今。正团职快满十年，根据军官服役条例，不进则退。

我提出如果不能在作战部队提升，希望交流到军分区任职，任副司令员或参谋长，如这一目标也达成不了，必须退出现役，我完全服从，唯一的要求，回老家安置。

那时候的风很干净。风，吹过故乡的天空，有一种清贫之蓝。

清贫的蓝天下，有一个小村子，是我出生的胞衣地，叫流泉町。

流泉町的男人都姓马，祖上向天公是从明朝江西吉安府迁过来的。据说明朝开国，朱元璋与人争天下，屠城，杀太多人，于是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

那是夏天刚刚到来的时节。一个午觉醒来，没见着大人，我自己爬起来去厨房水缸舀了一瓢井水，甜甜喝下，然后出门，无所事事地四处张望。

首先看到的是满伯娘屋前坪地，木匠师傅忙着，他们在给我五爷爷合寿木。

老的那个木匠张师傅边吹口哨边干活，腮帮子鼓起像秋天偷吃了稻谷的麻雀子的胸脯。年轻的是徒弟，一个闷罐子，打下手。张师傅的口哨声伴着斧头、凿子沉稳的敲击声，和刨子、锯子发出的丝丝声，在南风里传递着，十分悦耳，使下午显得悠长、有趣。

昨天，师徒俩进门时，好多人都围着看热闹，五爷爷也夹在看热闹人堆里，眯着眼睛笑。满伯放了一串长鞭炮，又杀了一只公鸡。鸡血滴洒在坪地一堆木料上。张木匠从那堆木料挑一根杉木，左手斜撑起，右手举起锋利的斧子，运足力气，一斧下去，一片杉木片飞出好几米。围观的大人们就喝彩“好兆头，好兆头。”有人还拍着五爷爷肩膀：“老爷子还能活好些年头呢。”

我嗅着了木材散发的好闻的清香味，走过去。从一大堆刨花中找了条长的，从中抠两个洞眼，当是眼镜了，我蒙在脸上，通过洞口往远处张望。稍远的田地里，几个包着头巾的妇女，正在收棉花。我知道，我的母亲也在那几个女人之中。因为背对着我，我一下子没有认出谁是谁来。

但我看清了更远处的风景。青苍江河岸边青草地上，坐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靠得很近，在一起看书。一根长长的竹鞭子插在地里，指向天空。江水里一大群麻水鸭在游泳、嬉戏。那是大队经济场的鸭子。

那个男孩是满伯娘大儿子孝生哥，比我和他亲弟弟爱国佬大七岁；女孩子是晚禾姐，她是满伯娘的干女儿，住青苍江对面的张家老屋。远亲近邻的，总藤藤葛葛纠缠牵扯着。

我很喜欢孝生哥。因为附近村子只要有人老了，孝生哥敢夜里摸黑带我们去听打渔鼓。只是他走路太快，脚上像绑着风火轮，我们总跟不上。从渔鼓的唱词中我知道一个叫哪吒的仙童。

当然，我没在木匠师傅那待多久，我听到了更加诱人的知了声。我判断是从伸向村子前那口池塘的歪脖子毛桃树上发出的。那树挂满的毛桃子虽然还不能吃，却惹人喜欢。

孝生哥曾带着爱国佬和我多次爬上去过，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这次同样不怎么费力就爬上去了。开始我站在几乎横着的树干上，从浓密的叶子间寻找知了。这些狡猾的小东西都哑巴了。站久了，有些累，便坐下来。它们又开始唱歌。下午的阳光明晃晃照着浅绿色水面。我感觉自己瞌睡又来了。我甚至梦见自己就是满伯娘讲的故事里捞月亮的猴子，终于抵挡不住水井里月亮的诱惑，“噗通”掉下去了……

后面发生的事是母亲告诉我的。

那天下午，满伯娘没出工，在家为木匠师徒煮面条当茶点。我掉下的时候，她正好从厨房出来。她将木托盘里满满两碗热腾腾的汤面往地上一丢，抱起一根杉木跳进了池塘。

木匠师徒也赶过来了。收棉花的母亲和其他女人们听到喊声也赶过来了。

我在呛了若干口池塘水后，有惊无险地被满伯娘救上来。她自己也被木匠师徒拉上了岸。

我恢复知觉时，正卧在满伯娘膝盖上，她稍稍用力拍我脊背，将我喝进去的池水拍出来。

我的后背右肩膀剧烈疼痛，那儿被一根没水桩扎出一个伤口，流血不止，满伯娘用手按住伤口，等母亲从家里拿来一块包扎布。后来，我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止住了血，落下个疤。

那一年，我六岁。母亲告诉我，满伯娘根本不会游泳。不是那根杉木，后果不堪设想。

坐在回故乡的列车上，母亲一直处于兴奋之中。

自将母亲接到驻地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再没回过故乡，也没见到故乡的人。流泉町的人总存在母亲话语里，最多的是满伯娘一家。比如“那年你满伯娘如何如何”“我那老嫂子现今会怎样怎样”，或者“爱国佬这孩子可惜了，如果那年……”“立秋伢子可怜，从小冒吃到好东西，瘦得像根豆芽菜。”母亲几乎没提起我死去的爹，除了每年清明、中元节，照例到农贸市场买一把纸钱和香烛，等晚上我们都睡了，悄悄烧掉，口里念叨爷爷奶奶和父亲，告诉他们，苗伢子现在可了不得，当团长了，县长一样大的官！

列车奔驰在湘桂线上，车上过了一夜，早上醒来已进入湖南境内。下铺的母亲昨夜一直没怎么睡踏实，我知道。我没问她，怕她不好意思。我偷瞄她一眼，发现老人脸上表情更丰富了，也更有意味了，简直有点阴晴不定似的。由于是直快，不停靠白石铺镇这个四等小站，直接奔县城。母亲移坐在车厢过道的凳子上，侧着身子像个孩子似的，手臂肘子撑在小茶几上，手掌捧着脸，将头紧贴着玻璃窗，满头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又被几个发夹夹住颇像一朵银丝菊。突然她喊道：“苗子，快看，到枫树岭了，很快就看到流泉町了！”我正斜躺在硬卧看小说，军旅作家朱苏进的《炮群》。高中毕业后没再进过学校，平时在部队上“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好不容易有点闲暇，我想看看小说，补点文化，如果真转到地方或退休，说不定也可以将一生经历的事写一写呢。听母亲一喊，我把书丢在铺上，起身来到过道上，右手抓着头顶的行李架，身子倾向窗户。受母亲感染，我也激动起来，不想错过早些看到生我养我的流泉町。尽管，这次回乡，有时间好好亲近这片故土。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流泉町那些低矮的房子，看到的是村子后山云母顶。

云母顶也是马氏家族坟山，葬着列祖列宗，葬着我爷爷、奶奶、父亲，也葬着五爷爷、满伯。孝生哥不在人世了，但他永远成为江西某个深山老林里的单数。因长满松树和水杉，云母顶呈现一派浓密的暗绿。今天的云母顶山峰上飘着一团一团白云。那白云白过了床单和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死那天的情形。学校刚放寒假。父母一大早就去了乌山冲水库工地上。那时提倡大修水利，冬季是农闲修水利的大好季节。听老人们说，乌山冲水库是1958年开始动工的。那时我才三岁。如今第八个年头了，已具规模。

大伙儿在公社号召下，集体出工。我在一个周末去过乌山冲，那场面太壮观了，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堤上架着高音喇叭，一个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女声念着各类广播稿，间或会有某个公社领导用同样高亢的声音发表几句战天斗地鼓舞斗志的演讲，中间插播《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母亲出门时吩咐我要提早完成学校布置的寒假作业，过年那几天就可以好好玩玩。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人，母亲在对待我读书这件事上，有着异乎其他农村妇女的执着。锅里留了些剩饭作我午饭，下饭菜在咸菜坛子里。那时父亲在爆破队，母亲被安排去工地煮饭。为节省时间，大干快上，每天集体开一顿午饭。

那天下午，对我来说显得有点深沉，像流经村子前的青苍江。我根本意识不到这样一个下午会发生什么，它会在某个瞬间从平常转换成极不平常，成为我生命难以愈合的伤口。做完当天计划的寒假作业，我到满伯娘家。我想找堂兄爱国佬，和他一起玩“官打捉贼”的游戏。爱国佬虽然比我还大半岁，在学校里对我永远信任，让我感动。反而我自己并不是时时像爱国佬那样信任自己。屋里飘出一股熬草药的香味，满伯娘从厨房出来，满脸慈爱，鱼尾纹在眼角欢快地游动，手里拿着一个还有热气的焖红薯塞到我手里，说：“买斗到后山扯猪草去了，找他就到后山去吧。” “买斗”是堂兄马爱国的绰号。母亲告诉我生我时难产，奶水严重缺乏。我和爱国佬一样，完全靠着满伯娘的奶水长大的。那天，满伯没到水库上工，而是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吸着旱烟。他一见到我，就叫我到他跟前。我还没弄清楚他要干什么，他有力的大手就抓住我手腕，黝黑的脸在下午的阳光下是那么生动。他逗我：“苗子，告诉满伯，在学校有没有喜欢的妹子？”我被问得满脸通红，说“没有”。他大笑着松开手。我跑开了。老远，听到满伯娘的声音：“哪有你这样不正经的长辈！苗子这伢子打小就聪明听话，我看以后保准有出息……”

我一边吃着满伯娘给我的红薯，一边回家里，找个竹篮挎在肩上，也去了后山。当我扯满一篮子猪草，正要和“买斗”席地而坐，分享我拿一大包酸枣糕从同学那里换回的小人书《鸡毛信》——那时干完活，对着天空发呆，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满伯娘寻后山来了，她边走边大声喊我和“买斗”名字。满伯娘的高喊声使这个下午陡生了变数。正当“买斗”和我密谋是不是该藏起来，满伯娘看见我们了。“你们两个鬼崽崽还不赶快回村子！苗子的爹出事了！”在我记忆里满伯娘可从来没骂过我们“鬼崽崽”，看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我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我将《鸡毛信》往“买斗”手里一塞，脚绊倒了自己的猪草篮子，也懒得管了。我觉得自己脑子变空白了，是腿替我做主让我飞奔着下山，跑回村子里。

我好像是听到了母亲的哭泣声。村子西头，围着一群人，我跑过去，最先看到坐在地上的母亲，她披头散发，已哭天抢地，接着我看到地上铺着的草席，草席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是我父亲。他身上的血似乎还没有完全凝固，某些部位还在汩汩往外冒。

多年后，我都极力回避去看村西头那一块地，脑海里却还是浮起一张草席和草席上血肉模糊的尸体，直到我当兵上前线，见多了死亡和流血，那情状才不再恐怖。但定格成记忆深处一个不可磨灭的画面。这是后话。

从看到那一幕起，我的灵魂完全出窍了，人们在讲什么，忙什么，一概与我无关。我只看到夕阳好像很累了，垂下了自己雄性的头颅，晚霞如血泼在西天。那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好像一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刺骨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来。而一只乌鸦，人类的仇家，在天空盘旋，专拣这个时候哇哇怪叫，让人心里发毛，渐渐融入四合的暮色之中，整个山村看起来充满疑虑和恐怖。

但我意识到了满伯娘从后山赶回来了，意识到她走近我将呆若木鸡的我紧紧搂在怀里，手指深深插进我头发。在她温暖的怀里，我慢慢回过神来，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像是不忍心看满伯娘伤心似的，挣脱她怀抱，“哇”一声，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我，终于哭出来了！

那一天，地没有陷下去，天却塌下来了。

那一夜月光皎洁、宁谧，一场惨白的飘雪落下，覆盖整个世界。那一夜大地无言，除了远近犬吠此起彼伏传递尘世的凄苦。那些狗子中有一条是满伯娘家的老黄狗，比我和“买斗”年龄还大，在它身上仿佛有一种永恒之感。那一夜打我们村子前流过的青苍江大概在无可名状的黑暗中奔走得太久太累终于不愿再行走，结冻了。那么多乡下人平凡的一生就像在流水中行过，最终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我家的老土坯屋四壁和镶嵌其上的旧木门和木格子窗很勤奋地抵挡外面的寒风，而屋内狭小的空间已装不下母亲通宵达旦伤心欲绝的啜泣和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的满伯娘的无奈叹息。

“你父亲排哑炮炸死后，你满伯娘和我一样伤心难过。除了生来的善良，她还觉得是你父亲顶替你满伯送了命。你满伯是爆破队队长，曾在公社采石场干过，排除哑炮这些危险的事，基本是他去干的。那天他病了，拉肚子拉得厉害，上不了工。哑炮必须要排的。你父亲就上去了。听人说，那并不是哑炮，只是导火索太潮了，慢得出奇，等他刚走近，就……”后来，母亲几次提到那起事故，都这样对我说。

看到云母顶的白云，心念一动，我想起村里老人们常挂嘴边的话：“闭上眼睛时能看见云母顶的白云就安心了！”这是故乡一个传说：一个人一生行善，灵魂很干净，死后会被云母顶的白云接走；如果一生行恶，身子就脏，死后会被乌云镇压着，下辈子转为畜类。

谁死了不想让自己灵魂进入天堂？

“满伯娘是不是别人说的……”我忽然又想起小时存在心里的关于满伯娘的疑虑，尽管我觉得这对满伯娘很不礼貌，也不公平，还是鼓足勇气小心翼翼问母亲。

“唉……都是命！你满伯娘年轻时可是附近几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美女。”母亲说这话时，神色既庄重，又严肃，还哀伤，却并没回答我的问题。过一会儿，她眼睛盯着我眼睛，神情轻松地说：

“不管怎么样，我这个苦命的老嫂子都是流泉町最善良的人！百年之后她会被白云接走的。”

我说：“满伯娘曾亲口对我说，如果哪天她死了，我能够送她上山她就心满意足了。”

因文化高，新兵下连后我就担任文书，第五年，提干了。当我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家探亲，满伯娘说，如果自己死了，苗子能送自己上山，就能瞑目了。

“是啊，在她眼里，你可是流泉町最有出息也最有福气的人了，你若能送她上山……她是有些担忧呢。人啦，要懂得感恩。苗伢子，不管怎么样，真到那一天，你要满足满伯娘这个心愿！”我都已经这么大，女儿都快要考大学了，而且是一团之长，但母亲口里我一直是“苗伢子。”

又回到前面那个不便说透的话题了。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了。我想我是明白了满伯娘意愿，也明白了母亲的心思。但我对于那一天到来时，自己“福气”能否驱赶乌云，带来白云实在没有丝毫把握。

列车像穿透靶心的箭，别无选择地继续向前，流泉町已丢在身后。我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润了。人老了，越发容易动感情么？我对这些年总忙于部队的事没陪她老人家回老家，心生一丝歉意来。这次，无论如何，要陪她老人家多待些日子。

“你满伯被火车撞死下葬那天，云母顶的乌云锅底一样压头，下好大的雨……”

满伯是我当兵离开流泉町前一年出事的。之前他在乌山冲水库工地被滚落的石头砸残了左腿。一个全劳力从此只能挣半劳力工分，生产队让他负责放牛。那天，他本该牵着那头水牯去后山放养，却鬼使神差到了铁路塘边的慢坡地。正好有一队拉练的人马从铁路边的便道经过，那支队伍是在白石埔镇郊驻扎的部队战备仓库的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高高举起的那面红旗，让雄性十足的牛牯红了眼。水牯发疯似的迎着红旗狂奔过去。事情就这么凑巧，一列火车正远远地开过来。满伯发现情况不妙，一边扯着裤头一边大喊着，一瘸一颠跑过去，使尽全身力气将水牛赶下铁道，自己却被没刹住的车轮卷了进去。

满伯被火车撞死那天，我被母亲派往外婆家去了，回村子后，母亲原原本本告诉我了，只是省略江寡妇一节。但是，母亲不说，不代表没有人添油加醋地说给我听。

“你满伯惨遭横祸，一家人最该挺住的，没挺住……”

母亲口里最该挺住的人，是爱国佬。可这个“买斗”真不争气，见到父亲轧死的惨状当即倒地口吐白沫、一个劲抽搐。他三岁时得的后被满伯娘想尽千方百计治好的癫痫复发了。“买斗”在母亲招呼下，被几个堂兄弟用板车送进镇人民医院，昏迷三天三夜才醒过来。人醒过来了，从此疯疯癫癫的，时好时坏。

“你满伯娘能熬过来确实太不容易。简直活成了一个奇迹。”我惊诧于母亲嘴里竟能说出如此文化人的话来！

“生活如此严峻，谁还会简单地相信奇迹？”

我像回应母亲，又像自言自语。

“苗子还记得你当兵离开流泉町的情形么？”列车过了流泉町好一阵子，母亲还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当然记得。”我回答。

那是秋天，该收晚稻了，最好的季节。在望文生义主义者眼里，稻田里谷禾长出火把，秋天就到了，田野一片金黄。

那天一早，我就穿上崭新的军装，戴着军帽——体检政审家访一应事情都合格被批准入伍后武装部发的——虽然没有领章帽徽，已经精神极了，何况胸前还戴着一朵红绸子扎的大红花。出发前，我向满伯娘辞行。她穿着一身青布衣裳正在自己屋脊上捡瓦，远远看去，像一只黑猩猩。这个季节，每家都要捡瓦的，否则过了年，到明年春天发春雨了，屋里就会漏得不成样子。这本该是男人做的事。可自从满伯被火车轧死，“买斗”疯疯癫癫的，哪一件不是她一人承担。

我鼻子有些发酸，更埋怨自己这一阵子高兴得昏了头，想不到花个半天时间帮满伯娘捡瓦。我在屋檐下喊了声“满伯娘”，我说，“让我来吧。”

满伯娘回一声：“是苗子啊！没事呢，这就好了。”

我扶着木梯子，满伯娘下来了。

“我今天要到部队上去了。公社的新兵中午十二点前赶到白石埔车站集合。”

满伯娘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笑的那样真诚开心：“我们家苗子要到部队了，我们家苗子一定会有大出息的。”这些年，满伯娘老的有些快，脸上皱纹明显多了，也憔悴沧桑了不少。

我跟着满伯娘回到她堂屋。她让我坐一下，自己进了厨房，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倒在脸盆里，洗干净手，擦干，接着又进了里屋。一会儿她从里屋出来，往我口袋里塞进一张皱巴巴的钞票，那钱好像从来没被用过似的。我当时极力推脱拒绝，可满伯娘不容分说，简直用命令的口气，要我拿着。等拉新兵的闷罐车开动后，我从兜里拿出来一看，惊呆了！那可是一张“麻子大伍”啊！——在乡里，大人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对待难得一见的十元和五元这样的大面额钞票，称十元票子是“麻子大拾”、五元票子是“麻子大伍”——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并拥有的最大的票子。

母亲后来告诉我，是满伯被火车撞死时，铁路上赔的。那些年好困难啊，满伯娘都没舍得花，却给了你。

“我是在乡亲们敲锣打鼓和簇拥下，离开村子的。”我说。

那一天，天蓝，水绿，山色青翠，微风吹送，天地之间有大美而无言。我清楚记得，走出了好远，还是恋恋不舍回头。在到了快要看不到流泉町的公路时，我突然看到了我一直在寻找想要看到的一个身影。那是爱国佬。他正戳在后山云母顶一块大石头上朝着我的方向，像一棵苦楝树。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我的心情同样是复杂的。我想向他挥一挥手，最终忍住了。

对于我当兵，买斗不能去，母亲也有过不安。满伯娘说：“苗伢子书读得好，人机灵，到了部队上肯定有个好前途。不能耽误他。买斗没事的，这次当不了兵，下次有机会让他舅帮忙招到工厂当工人。”

那几天我的心事本来膨胀得像一个打足气快爆炸的皮球，满伯娘这么一说，就像气门被一下子拔掉，压抑心里的东西喷涌而出，如释重负。母亲和我都相信了爱国佬会在不久的将来真如满伯娘所说，招去当工人。

我又记起提了干后第一次探亲回流泉町，去看满伯娘。她拉着我的手不放，开心得就像提干的是自己亲儿子：“我就说，村头的大樟树，一大早就有两只喜鹊叫个不停。当时我想啊，我们家苗子离开村子，一定会出息呢！”

“嘿嘿。”我不置可否。我自己真记不起有喜鹊这回事，当时太兴奋了，也许在整理行装没在意吧。回到家，母亲也证实了这个说法，说我能当上干部她不奇怪，有预感，因为当兵走那天，一大早就有喜鹊报信。

在县城吃过晚饭，我们直奔晚禾姐家。

晚禾姐是我满伯娘的干女儿。满伯娘还是她不出五服的堂姑姑。晚禾姐家在白石埔文化街上，一栋五层新楼房，正对她工作的镇小学。

晚禾姐丈夫当年贷款承包县磷肥厂车队，是流泉町大队乃至整个白石铺镇第一个“万元户”。晚禾姐有一儿一女，儿子不爱读书，跟着爹在外做生意，女儿在省城念大学，快毕业了，在学校复习考研。空旷的家常常只她一个人。

吃过晚饭，我们在二楼客厅沙发坐着，大功率空调开着，很暖和。恐怕白石铺街上，私人家安装空调的还不多。

大平面直角彩电播放一个没完没了的韩剧，声音不大。我们也不看电视，聊天，聊的都是满伯娘一家。

晚禾姐说，干妈的身体状况很令人担忧，恐怕坚持不到明年春天。对于生死她是看淡了。大前年，患白内障时，确实感到焦虑和担忧，表现出对于耳聋者的寂静和目盲者的黑暗的恐惧，她怕感官失灵，无法干活做家务，无法照顾疯疯癫癫的爱国佬和孝生哥给她留下的孙子立秋。这次，我劝好久才劝动她进镇人民医院住院，没住三天，死活要回家。她说不能死在医院，要死在自己家。否则，灵柩只能摆露天地，和坏人一样。没办法，只好让救护车把她送回流泉町。

“那个江寡妇太不要脸了！她勾引谁不好，偏勾引你满伯，否则也出不了那事。她死了，云母顶都不让她下葬。”母亲的思维跳跃得有点快。

“不单江寡妇，有好多女人都喜欢我干爹吧。也许，生活本来就这样子……也或许干妈她……但，那不是干妈的错。干妈多好一个人啊！干爹应该拒绝送上门的诱惑。不至于落下话柄……”晚禾姐断断续续的话，再次印证了两个事实。

“唉，生活就是一团乱麻，扯出一个线头，就会扯出很多烦恼……”晚禾姐感叹。

“晚禾姐，如果当年你嫁给孝生哥了，孝生哥就不会外出打工，就不会意外暴毙，死因不明。”

“哪有的事！……”晚禾姐赶紧澄清，却又陷入回忆。

“再说，现实生活中也没那么多如果。”沉默了一会儿，晚禾姐说，“要说如果的话，当年如果不是你去当兵，而是爱国佬呢？”

我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不是满伯娘，我连参加验兵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晚禾姐这么说，我心里多少有些不悦，能有今天，我也是出生入死过的！再说……

“当年体检时，不是说爱国佬耳朵里长了个东西吗？”

“那是托辞，为了让爱国佬死心。爱国佬耳朵里长东西根本不碍事。但一个大队只能去一个，爱国佬去了，你就去不了。干娘回到张家老屋，对我大久叔说，你书念得好，高中毕业，父亲是修水库牺牲的，不能对不起他后人，最后才定下让你去了。如果当年爱国佬去了，虽不敢保证有你今天的出息，至少能不会是今天这个疯疯癫癫样子吧？”晚禾姐一口气说了好长一段话。

晚禾姐说的“大久叔”是满伯娘亲弟弟，当年的大队支书。当兵、招工、推荐上大学，都必须先过了他这一关。

母亲接过话头：“一点没错呢，苗伢子！你到部队后，张支书堂客碰到我也和我讲过。就是你满伯娘人前人后从来没透露半句口风。”

我第一次知道了事情全部真相。我为自己自以为是感到羞愧。

记得接母亲去G市时，她将土坯老屋让给满伯娘了，所有家具，包括我买的那台还很新的十八寸“韶峰牌”彩电。

我想自己年龄也大了，这次回流泉町和满伯娘商量，将老土坯房要回来，扒掉，用这些年积蓄在原宅基地建一栋新青砖瓦房，将满伯娘接进住，自己陪母亲每年也回流泉町住几个月。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如果村村通水泥路也修好了，更方便。也能替死去的孝生哥、疯癫的爱国佬略尽孝道。

“干妈这辈子太苦了！”

我回想聊天时晚禾姐说话的无奈表情，她说：“分田到户后，一家重负更是全压干妈一个人肩上，她从不叫苦，还刻意在人面前摆出一副轻松样子，好像所有苦累就不复存在了。人活着不是件轻松的事，人这一辈子不过就是活着。她常常把这话挂嘴边。我从没看到她抱怨什么，她的承受总那么安静，别人几乎感觉不到她的担忧。除非她放松警惕时，才看见她咬紧的牙关和抿紧的嘴唇。”她说：“当一些好心人提出领养立秋伢子时，她气得脸色发紫：我家里人又没死绝！等我张桂芳死了你们再打主意吧！”

张桂芳是满伯娘几乎被人完全忘记的名字。

“以后再也没人敢在她面前提这件事。人只要有盼头，再苦的日子都能熬过去，那个时候干妈唯一的盼头就是将孙子立秋培养成人，继承一家香火，等归天入土那天，才好向干爹交差。”

迷迷糊糊胡思乱想总算睡下了。但没过多久，被晚禾姐急促的敲门声弄醒。她哭着说，干妈走了。起初我以为自己在梦中。“走了？走哪去啦？”“我干妈，她、她归天了！”

刚才流泉町有人打了她家电话，通报了噩耗！

我和母亲摸黑往流泉町赶。

但我最终没能送满伯娘灵柩上云母顶。

出殡的前一天下午，我收到团政委发来的短信。一个字：归！

因保密要求，团里约定，人员外出，催归队的电报和短信分三种：“紧急归队”“速归”和“归”，字越少，情况越紧急。具体事情不在电报和短信说明。如果只一个“归”字，一刻不能耽误。

我拨通团政委电话，通报了家里情况，看能不能再多呆一天。他说，电话里不方便说，只告诉你，这是上面的指示。

我们是军直属团。政委没明说的“上面”，至少是集团军了。既然知道我请探亲假还指示归队，肯定有重要事情！我不能不知轻重再给军首长打电话。

我边收拾行李，边和母亲说，要归队。母亲看我急匆匆的样子，急了：“就不能多呆一天，送你满伯娘上山再走？”“不能。”我回答。母亲一下火了。多年没见她发过火了。

“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苗伢子，你如果不送满伯娘上山，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妈，您就是不认我这个儿子，也得走啊。军令如山，忠孝自古不能两全。”母亲大字不识，却从打鱼鼓艺人那里学到不少故事和做人的道理。我这么一说，母亲低下了头。

好在，让自己和母亲略感安慰的是，连续两晚我和买斗、立秋伢子为老人通宵守灵。

母亲决定自己留下来送老嫂子上山。她说，这次在老家要多住些日子，住晚禾家，等过完年再接她回G市。晚禾姐表示了真诚的欢迎。她家条件我也放得心。

武装部来接我的吉普车很快到了。行李被司机放在车后箱。

真要走了，却恋恋不舍。我站着，在故乡怀抱里。我多想就这么永远站下去，站成流泉町一部分，将自己镶嵌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但我最终还是上车了。

当吉普车带着我和我满腹遗憾愧疚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湘南小村时，暮色渐浓，夕阳给万物抹上金光。远远近近的山隆起脊背，将柔和的波浪线荡漾在这片晚照中。落日信手点染的，还有逶迤穿越流泉町的清亮的青苍江，几只恰好飞到这里将脚蹼立于水中光滑鹅卵石上的白色水鸟，以及秋收后休养生息的水稻田，而云母顶山上，原镶着金边的乌云，早化作满天红彤彤的晚霞，像把一个人万般旖旎的灵魂托举，进入天堂。我能够预见，今晚，静谧的苍穹，必定有干净的星光倾泻到人间……

（小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2019年第4期。）

刘起伦，湖南祁东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大数学系和国防大学基本系。1988年开始业余写诗，诗歌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星星诗刊》《青年文学》《天涯》《芙蓉》《湖南文学》《创世纪》《诗象》等海内外刊物和几十种权威选本。参加过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2018年初尝试小说创作，参过“全军小说笔会”，已在《解放军文艺》《湘江文艺》《绿洲》《文学港》《岁月》《耶城》等刊发表近十个中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