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画展

文/邱振刚

渠一杰把手机刚收到的航班信息做好截图，又附上一句“进京参加个短期业务培训”就发到了高中同学群里。他抬起手腕看看表，下午十六点二十五分。

他估摸着，这会儿正值下班前最无聊的时间，看微信的几率应该不低。再晚些，大多数人就会离开办公室，回家或者奔赴各处的饭局了。

有没有可能，北京的三个同学里，压根儿无人搭理他，或者只是泛泛地说一句找时机聚聚，就再无下文了？

他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群里现在是无声无息风平浪静，这三个同学，无论情愿不情愿，都相当于被全班同学观察着。

礼物早买好了，一个是整扇腊猪排，足足有二十五斤。正宗农家腊猪排在当地的价钱就已经到了每斤四十多块，在北京，这价码还不得翻个个儿？另一件呢，则是一只青花小碗，他十年前在本地一家古玩店买的，他曾经拿到省城拍卖公司估过价钱，说算是晚清精品了，要是上拍卖会的话，随便就能卖到上万元。

他已经请楼下土菜馆把腊猪排剖成了三份，准备分别送给三位同学，至于瓷碗给谁，要看哪个同学接待他了。

说起腊猪排，还是林开开尚在报社工作时，两人一起下乡时买的。当时，两人在一户农家吃罢了午餐，到周围散了会儿步。他们欣赏完田园风光，却在柴房里看到悬挂在半空的大批腊味，腊肉腊鱼腊肠俱全。林开开当场就怂恿他买些回去。她说，本省腊味驰名全国，这些腊味一看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土产，日后用来拉关系再好不过了。

他摇摇头说，求人办事肯定得真金白银，这种乡野出产，只会让人觉得寒碜。

林开开说，求认识的人办事，可以上来就真金白银，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办事时才临时拉关系，那么第一次见面时，你送人钱或者太贵重的东西，对方反而不敢收，这种东西不就派上用场了。

他当时心里颇不认为自己日后需要求人办事，而且这里腊味的价格也比想象中贵了不少，但当时携佳人出游，心情实在太好，没砍价就买了下来。

平时他和省内的同学聚会时，对相互之间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大体心知肚明，唯独北京三个同学，他们的生活对所有人来说完全是一团迷雾。当然，他们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某些日常生活的片断，但这只能增加别人对他们生活的好奇。比如，有女同学注意到，宋爽发的内容，一半是各种饮茶方面的知识、美文，另一半内容则完全围绕减肥、美容之类话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她生活的任何具体内容。丁耀洋呢，情况和她差不多，基本都是在转发各种学术文章，和他大学教授的身份相当契合。至于卢志阳，发的内容都是自己单位公众号内容，有本地同学在饭局上这样概括，“朋友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工作群”，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赞同。

除了本硕连读的那七年是在省城度过的，渠一杰毕生生活在昭林这个三线城市。当然，对于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毕生”这个词儿略显夸张，但实际上，渠一杰就打算在昭林过一辈子了。他知道，能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自然是乏味的，但他觉得，自己实在无力给自己的人生增添太多亮色。

几天前，他有外遇的事儿被戴岚知道了，戴岚的反应和他推测的一模一样，不想再多看他一眼，当天收拾好自己的衣物，搬进了单位的宿舍，三天后就找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给他寄来。协议上开出的条件倒是不差，这套房子是戴岚的婚前财产，自然归她所有。两人结婚十五年来，连存款带股票、基金等各种积蓄，一共两百七十三万，两人平分。至于刚在省城一所寄宿制学校上初一的儿子的抚养权，戴岚更是不肯放弃。显然就是为了这个，她才宁可和犯了错的渠一杰平分财产。戴岚是本市一家国有银行的中层骨干，收入远超在《昭林日报》当文艺报主任的渠一杰，所以，也没管他要一分钱抚养费。

渠一杰看完协议，心里一阵苦笑。里面的内容完全体现了戴岚的风格，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可见她离婚的决心之大。他其实也没指望拿到儿子的抚养权，他承认，儿子跟着戴岚，肯定比跟着自己更好。说起来，外遇穿帮这种事，他认识的朋友里有不少人遇到过，昭林毕竟是小城市，这类事情只需一天功夫就能传遍全城。当地的一般情况是，家里的“红旗”就算知道了自己男人的风流事，或大或小地闹上一场后，基本上都是要求男人别再招惹“彩旗”后，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没听说谁闹到离婚的程度。但戴岚为人很传统，而且做事明快果断，绝不拖泥带水。这份离婚协议来得如此之快，也验证了他另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就是戴岚早看不上他了，只是不愿让离婚打乱了生活轨道，这才一直维持着这段婚姻。

东窗事发后，他马上请了一周的年假，本来还打算想方设法劝戴岚回心转意，如今看来这个婚是非离不可了，接下来的几天怎么过，就成了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这个家他肯定是没脸再呆了，只能先搬进集体宿舍。但报社有六七个年轻人住在那里，自己总不能一直在那里呆着。他想，不妨去北京过上几天。他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在当今中国，只有北上广的知识分子才算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地方高校林立，媒体发达，知识分子的想法可以畅达全国。说起来，他这个地方报纸的文艺部主任在旁人眼中，也可归入知识分子行列，但他知道，只有那种能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的，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只是泛泛的“文化人”。他也就一直知道北上广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他觉得，只消把某个北上广的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弄清楚，就可以以此为模板，把自己代入进去，就可以假设自己也这样度过了一生。

在他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能达到这种知识分子标准的，就是他的高中同学丁耀洋。此人当初在北京某高校的法学院读了个博士学位后，先是去了南方的一个大学任职，数年间陆续写了几本书，在学界影响不小，渐成该领域青年法学家中的翘楚，生生调回了北京的高校。虽然不是清华北大之类，也是堂堂的重点大学。

至于在北京的另两个同学卢志阳和朱爽呢，一个在大型国企当工会干部，一个则搏击商海多年，早就有了自家品牌的连锁茶楼，身家之丰，恐怕早非寻常工薪族所想象。

所以，对于在北京的三个同学，他最希望能接待自己的，当然是丁耀洋。他反复端详着手里这只青花瓷碗，几乎在想象它被安放在丁耀洋书柜上的情形了。（本文节选自邱振刚的中篇小说《达利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