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5月15日报道(时刻新闻记者 汤敏)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了《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称在去年组织开展的“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显示，我国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经成为家庭的常规模式，流动家庭占比接近于20%，与此同时也产生一些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人口的流动成为我国家庭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包括人口、土地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被迅速地吸收、积聚与重新组合。在逐渐空心化的家乡与生存压力上升的大城市之间选择去留，成为困扰这个时代众多年轻人的人生之问。而近期一篇广为传播的研究性文章《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通过对我国各省市区劳动力人口规模、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流动数据的的统计分析，得出越来越多的人将被从人口流出省区“抽”到一线城市、大城市等人口流入地区的结论，进而向年轻一代发出忠告：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

我们终将逃离衰落的故乡?关于我国的人口发展、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建设等问题，时刻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陆铭。

陆铭

生育政策的放开，城镇与农村需区别对待

时刻新闻：据创作并发布该研究文章的微信公号运营者称，该微信图文仅仅在发布后的一周内就获得了64万多的阅读量，有理有据的结论似乎已把很多人说服。对于该研究从劳动力人口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人口流动的走向，您怎么看?这个研究和预测的科学性如何?

陆铭：劳动力人口的变化或缺口其实涉及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从总体上讲作者的推算本身是有科学性的，但关于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及其解决办法，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在全球各国普遍出现生育率下降和人的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因为人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都在提高，所以最重要的一个缓解劳动力缺口的办法就是延迟退休，这也是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办法。此外，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不断地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说通俗点就是更少的年轻人可以养活更多的老人，这个也是缓解老龄化和劳动力缺口的重要办法。

不过要指出的是，从不同地区劳动力人口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人口流动，将人口出生率低的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流入地比喻为“抽水机”，将人口流出地说成人口被“抽干”，从通俗意义上来讲这种比方并没有错，但这一比方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化的看法，形成一些误导性的东西，好像要用政策去防止人口从人口流出地流出似的，但其实不然。这是该研究可能的一个不好的连带后果。

时刻新闻：该研究预测到2050年的2.5亿劳动力缺口，真的不能够通过放开二胎、乃至自由生育甚至奖励生育方式，来加以避免么?或者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口这一问题真的无可避免?

陆铭：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不断迁入城市，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城市地区年轻人口与养老资源的供给，所以城市化是中国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你所提到的放开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之类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角度来看，其效果其实几乎可以忽略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人的预期寿命比较长、社会保障又被社会化的时候，父母越来越少地依赖子女来养老;与此同时，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就越来越不愿意在生孩子、养孩子过程中来牺牲掉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所以富人相对于穷人更不愿意生孩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总体的生育水平在下降，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通过奖励的方式来扭转这这种趋势，其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时刻新闻：此前新华社有报道称，单独二孩放开后，不仅未出现此前所担心的生育扎堆，反而存在遇冷情况，表明当前国民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确实已明显降低，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机已基本成熟。您怎么认为?

陆铭：从全国的角度来讲，逐渐放开生二胎应该是一个大势所趋，现在只是说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时点。此外，在这个放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必要进行区别性的对待，也是有一些争论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前我国的生育限制是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出生率下降得比较厉害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如果未来生育政策对农村居民同步放开的话，就难免面临一个问题——因为相对来说低收入阶层的生育意愿是比较高的，而经济学里有一个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发现，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说出生的孩子数量较多时，家庭在每一个孩子身上所花的抚养特别是教育的费用是会下降的，这时孩子的质量就会相对变得低一点儿。

所以，如果不加区分地放开二胎，很有可能最后真正生育率提高的主要是农村居民。那这样就很有可能出现出生率上升的同时、人口的平均质量却在下降的情况。所以，是不是应该优先放开城市居民的生育政策，然后才是农村居民，这是需要决策者好好把握的。

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市场配置行为，不可逆转

时刻新闻：我们看到，近年随着内陆省份承接沿海的产业转移，一些返乡就业的人口回流现象随之出现;随着一些区域发展规划的落地，比如长江中游城市群被视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兴增长极，湖南、湖北、江西等曾经主要的人口流出大省，能否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如何把握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人口流向的影响?

陆铭：关于人口流动的方向，之前我一系列的研究都在阐明，中国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与集中程度不仅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关键看我们的参照系是谁。如果跟中国的过去相比，中国的人口集中度在空间上当然是在不断提高，但如果跟发达国家比，因为工业、服务业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都具有非常强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几乎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随着人口流动的出现，人口将逐渐向东部沿海的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和内地几个大都市圈集中。

此外，这种不可扭转的趋势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它是一个以人口作为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它可以提高投入和产出比率，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避免大量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一些投入和生产性的投资在一些没有集聚效应的地方进行，其实会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

当然，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和城市。对于这些省市，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用行政性的资源去干预它的生产性产出。而是一方面，政府要帮助人口流出地找到符合其发展比较优势的产业，以此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提高对于人口流出地公共服务投入的支持，提高其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水平，如此可以缓解地方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流出的趋势。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政府的干预可以缓解一些人口流出的趋势，但是不可逆转人口流动的趋势。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大都市集中，这是不可扭转的。

时刻新闻：很多在一线城市或者大城市上学的准毕业生，或者飘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时常在犹豫对于生活多年的大城市是坚守还是逃离，有的还认为既然考到了大城市，那么为后代考虑也得留下来，以免子女重走自己的艰辛奋斗路，对此您怎么看?

陆铭：一个人居住地的选择其实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决策。收益有两个方面，自己当期的收入和未来收入增长的空间。因为在大城市里呆着，会有一种叫“学习效应”的东西，也就是老百姓讲的“长见识”。在大城市里，你能够接触更广阔的视野和知识，你周围也是受教育程度水平比较高的人，所以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相对来说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也会好一点，比如说像教育和医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好处。

但是与此同时，大城市的确它有各种各样的坏处，比如房子比较贵，生活居住的空间相对较小，会有交通拥堵、汽车尾气排放严重等环境问题。但在权衡之下，每个人的选择会不一样，这很正常。如果觉得生活成本太高，承受不了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那就离开;但如果能坚持打拼一下，那就呆着。像发达国家里比如纽约、东京这样的城市是不断地吸引人过来的，有的人待一段时间可能就觉得竞争太激烈了，适应不了了，那他就离开。这种人的进入和离开，恰恰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在配置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也恰恰是大城市活力的来源。

农村空心化未必是坏事

时刻新闻：对于回不去的故乡，更多的是回不去的农村。虽然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比城镇居民的稍高，但受生育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农村的劳动力逐渐流失，农村空心化。人口流失似乎在威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陆铭：这里面其实很多人存在误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农业生产的产出主要是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还是取决于土地的面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村的人口和农业人口都是不断减少的，但农业产量却是在不断增加，你说它是主要取决于土地还是取决于人口呢?

在农业生产方面，农业的产量在人减少以后是可以不断被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所取代和补偿的，而这个取代过程恰恰就是农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保持着很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人均收入是高不上去的，因为它的总产量基本上由农业的总产量决定。但城市这边收入在不断提高，收入差距不就会在城乡之间一直扩大吗?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一定是农民不断进城，剩下的农民其人均土地面积和人均产出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才会提高。

换句话来讲，只要我们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一定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那么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一定是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村居民不断减少、农村的空心化乃至村庄消失，除非一些古建筑还有旅游价值，整个村庄房子被推倒变成农业用地，那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而恰恰是个好事。你想，农村一家人在农村占着的宅基地面积半亩到一亩，到了城市里面住的是楼房，而且到越大的城市里住的楼房越高，居住的容积率是不断提高的。容积率的提升，可以解放出更多农村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于是，农业用地的面积本身是增加了，这对农业生产是更加有利的。

时刻新闻：如果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小镇乡村衰败真的无可避免，您觉得国家和政府，该如何让进城打拼的安心奋斗，留守乡村的生活安宁?

陆铭：中国政府要做的事情是顺应城市化的进程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在城市这边，要促进外来移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个融合过程一定要实现进城的移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和社会保障，避免在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上的歧视、特别是子女教育的歧视;并且要促进移民家庭的举家迁移，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一个家里面年轻的男的进城了，然后老婆、孩子、老人都在农村，造成家庭分居的问题，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社会问题。

在农村这边，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农村、特别不愿意进城的人，那不能强求。我们只能说在农村里提供最起码的养老和医疗服务;而对于那些在城市生活压力太大，想回到农村做农民的，要在土地政策上支持他去承包别人的农业用地，如此他可以逐渐从小农民变成农场主，扩大农业耕种面积，提高农业生产率。与此同时，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政府也应该增加其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让在农村生活着的人也能够享受到一个合理的、尽管没法跟城市相比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拓展阅读——

关于《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一文的主要内容，请点击《毕业季：真的应当坚守北上广深？》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