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的一天，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为回家的路费发愁。

他告诉亲人，他在京城欠了一屁股债，旧账未还，再借新债，很难办。

这可能是清代末期京官生活的一个缩影。担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工资不高，七七八八的补贴、福利加起来，一年下来也不过120多两。

而在京城生活，曾国藩必须面临社交、房租、购置服装等大额支出。1842年，曾国藩支出600多两，120多两的“合法收入”显然不够花。

低工资、高支出状态下的曾国藩如何应付生活压力?对自己要求极严的他，是否也会刨取灰色收入?

被后世喻为“完人”的曾国藩，也曾不得不在此薪酬制度下小心经营着他的政治起点。文/本报记者成婧

年薪120多两，仆人瞧他不起与他爆发口角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某一天，21岁的翰林院检讨(从事撰写文册、校勘书籍等工作)曾国藩与仆人陈升爆发了一场口角冲突。

二人如何争吵不得而知，这场架的结果是，陈升炒了曾国藩的鱿鱼，辞职另觅高枝去了。

在史家看来，陈升之所以敢跟曾国藩吵架，是因为那时曾国藩太穷，却又心高气傲，脾气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所以陈升瞧不起他，而“谁知傲奴乃过我”，仆人比他还要“傲”。

自诩“手无钱”的曾国藩，有理由哭穷。

身为从七品的曾国藩工资不算高。清代官员的俸禄按职级分配，实行“年薪制”，分为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这是“基本工资”，还有“恩俸”，即补贴，数额与基本工资一样。曾国藩一年能拿到90两白银。

另一种补贴是“公费”，钱不多，每月领到的都不一样，曾国藩在那年总共领到了10.71两。

除了“现金”，京官也享受朝廷发的福利——“禄米”，像曾国藩这样级别的官员，每年发45斛，有时直接发现金29.25两。

这样算下来，曾国藩合法的收入，七七八八加起来有129.95两。

合法收入

工资不低，花钱的地方多

129.95两，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

按照当时的物价，1832年的京城，一两白银，能买到180多斤大米，如果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按照目前中等粳米2元/斤的行情算，180多斤大米折合人民币360多元，129.95两白银约等于4.7万元人民币。

一年拿4.7万块，在北京生活，还要给仆人发工资，也难怪他被陈升瞧不起。但是相比其他阶层的人来说，曾氏的工资不算低。他的同僚李慈铭的仆人，一年的工资不过10两，人民币3600元。尽管如此，曾国藩为何还是觉得“手无钱”?这与他的生活方式有关，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巨额支出

送人情、买衣服、请客等花掉600多两

18岁的曾国藩在长沙向他舅舅告别：“京城苦，舅勿来。”

这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曾国藩进京做官前，对舅舅想来京城谋生的回答。曾国藩所言的“苦”，不幸被他言中。这苦是“手中无钱”之苦。京城做官期间，他努力应付生活。

首先是住房。曾国藩没钱买房，没钱盖房，只好租房。但租金贵。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氏搬家，他看定的房子每月房租8000文，一年下来需白银66.95两，他得拿出一半年薪支付房租。后来官越做越大，家中人口越来越多，从七品到二品，曾国藩搬了8次家，排场的要求越来越高，租金从原先的4000文到8000文，乃至一万文、三万文不等，节节上涨，当然曾氏的基本工资也层层增加。

其次是衣服。清代对不同级别的官员、官员出席不同公共场合应穿哪些官服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而这些官服，朝廷不会给你订做，官员得按照朝廷规定的样式、布料去置办。这笔花销十分巨大，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花了34.44两。8年后，曾氏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说，当官十多年，房子里的东西只有书籍与衣服，书是我生平嗜好，而衣服是当差必需。将来我罢官回家，我和我老婆的衣服，都分给你们。

但这还不是最多的花销。曾国藩一年中更多的钱用于应酬来往。道光二十一年，他这一项支出至少有128.88两，几乎把他全年的工资搭进去了。

从曾国藩日记来看，他的这些钱主要花在送礼金、请朋友吃饭上，身为京官，京城的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众多，而曾氏又乐于结交朋友，参加大大小小的诗会，常有诗酒之宴。

有学者曾对曾国藩日记中关于花钱的部分进行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总共花了608.46两，远超过他的工资、福利收入。多花的478.51两，钱从哪来?

弥补赤字

省钱法：买书精打细算，装饰“买假的”

“要买假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即将去四川担任乡试(秀才考举人)主考官，临行前，他要花钱买大量衣服。但为了省钱，他在日记中决定，蜜蜡朝珠要买套假的。

这可以视作曾国藩弥补赤字的办法之一。嗜书如命的曾国藩常感叹“无资供书痴挥洒”，但一有钱还是很舍得买书。只是买书时，也不得不精打细算。

曾国藩曾在书店看上一部价值珍贵的《二十一史》，待要付钱时，书商提醒他，《南史》被人借走了。曾国藩觉得这是书商嫌他给的钱少，故意骗他加钱，于是当机立断，虽然没有它，我还是买了，但我先给你卖价的七成，剩下的钱等那书到了我再补齐。

书商答应了，曾国藩说他是“甘心无辞”。随后曾氏屡次到书店询问，书商说借书的人已经离开京城了，曾氏“憾之次骨”，憾入骨髓。冷静下来后，曾国藩寻思，我用七十两买了这部不成套的书，即便缺了《南史》，也还是很便宜。如果那书商能将《南史》补齐，自然是最好了。如果不能拿到，我借别人的书抄一套，也不过是花去几两银子。我还是划算。

借钱、受赠：当了5年总督还没还清欠款

但省钱并不能省下太多钱，曾国藩弥补赤字的两个重要办法，一是接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向商人借钱。

清代，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夏天避暑费用)、“炭敬”(冬天买炭费用)、“别敬”(上述之外的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

但信奉宋明理学的曾氏对自己要求极严，一般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馈送极少。道光二十一年，曾氏收了12笔馈送，97两白银。

更多的是向商人借钱，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家中带来的银钱花光，道光二十一年，他借钱过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达200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400两，此后每年都需大笔借贷，以至于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当了两江总督5年的曾国藩告诉他的朋友，他还有钱没还清。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奔母丧，终于能够回家，京官生涯宣告结束。这一趟回来并不容易，因为回湘路费不是个小数目。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很想回家探亲，他告诉亲人，在京城欠了一屁股债，“京账将近一千”，而回家路费又需要数百两，难办啊。(参考文献：《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张宏杰著。《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