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重要思想。中国梦关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我们面临的任务、目标、使命、责任、挑战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运动到200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1978年到2000年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变化，奋力实现中国梦，应该知道我国前面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需要，更是认识今天和明天的需要。1919—1949的30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武装斗争，终于解决了1840年以后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被人欺凌、“挨打”的问题。1949年到2000年，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使我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初步小康。这是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进入小康社会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人民在世界上不仅站起来了，而且也能站得住。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不仅要站得住，而且还要站得好，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

一

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欧盟的一个机构请我去介绍改革开放的情况。当时我讲，10亿以上的中国人，在30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平均增长，其间还解决了3亿多人的脱贫，2亿多人非农化，1亿多人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并且在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荡、起义和革命，也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对外殖民、侵略和战争，这是自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反而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被妖魔化，被认为是“异类”。要解决这个“挨骂”的问题，就要深刻认识中国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首先解决了民族独立的问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解决了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就要回答西方所谓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但要活，还要活好；不但要活好，还要活得理直气壮、活得天经地义、活得理所当然。解决“挨骂”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在文化、价值、思想层面去缴械投降，而是要在文化、价值、思想层面证明本来就具有的正当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走到今天，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己的道理、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脉络搞清楚，中华文化哪些文化是能够被世界分享的、受尊敬的，这也是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不只是政治上实现独立，经济上达到小康，而且在文化上也充分自觉自信，即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一支、一脉，我们这么过、这么走、这么想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别人不一定这么过、这么走、这么想，但别人得承认、要尊重我们的过法、走法和想法。一句话概括：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道路，至少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支、一脉、一路。

二

中国梦的实现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孙中山那一代人的梦是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四运动以后，“赤潮澎湃，晚霞飞动”，远东古国的青年开始憧憬神圣的运动。从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到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再到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建国的道路。那个时代，梦的核心是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1949年基本实现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面对着极端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经历了多少曲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到了1971年，新中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有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在那前后，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30多年，我们打破了西方封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梦也基本实现了。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的梦就是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社会。其实这30多年我国人民所实现的岂止是小康社会，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今天的中国梦，是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人民衣食无忧，城乡互动频繁，企业家、学生、旅游者开始走向世界，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国梦，是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

三

物质世界的改变，经济建设等，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可以用技术指标、经济数据来衡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技术的手段来测量，能够用量化的指标进行监测、描述和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如果没有干扰和破坏，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一个社会的变迁，最先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改变，然后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本来，中国社会也是按照“自然历史过程”的脉络走的。但到了晚清，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遭遇了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过去的四书五经，是解决中国人人际关系和伦理问题的基本准则。但这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发生了。晚清政府的无能，不仅表现为官吏的严重腐败，还体现在治理层面的无能，只知道四书五经，国家治理层面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挑战。当时中国人中持技术救国思想的人，不只有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还有第一个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严复，他最初到英国是学造船的。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等去日本学医的一些人。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教育、医学来救国。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阻碍了晚清中国的经济发展，使生产力难以再继续发展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也已无力应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再也统治不下去。这个时候已经不能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正常路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先发展经济，再改变政治制度。因此，技术救国等道路走不通了。近代中国的逻辑，是人民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先从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解决问题，再回过头来搞生产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根本上和恩格斯的论断是一致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生产力不发展；而如果生产关系不改进，就没有办法发展生产力。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这不但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也不同于俄国。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群，也没有城市里庞大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道路，既不能按照马克思所讲的英国那种“自然历史过程”发展，也不同于俄国，不能先搞城市暴动和起义。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是农民，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首先探索并最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与近代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是土地革命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才有了我们党在延安的时候，区别一个知识青年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这既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逻辑。不遵循这个革命逻辑，当然无法成为革命者。

所以，近代中国第一个30年的逻辑，是在农村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先进行政治变革，建立人民政权，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再反过来发展经济生产，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这个逻辑，不是从本本里抄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走出来的。如果教条地按照本本上规定的“逻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四

中国革命的逻辑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的主体性问题。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虽然不能随心所欲，但历史确实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我们一开始也是要靠技术、实业、教育救国，但都没有走通。最后不得不先从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国家政权。实现这一愿望，离开亿万普通民众的参与，只靠少数精英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大多数在农村，主体是农民。但是，农民在旧时代不仅是一盘散沙，甚至没有文化，更没有政治意识。所以要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农民革命、农村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

从井冈山道路到延安道路，群众路线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认识路线（我们的一切知识无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也是政治路线（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还是组织路线（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当然也是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成一点：人民——在中国首先就是普通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那个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进步了，时代发展了，农民正在减少，城市正在扩大，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了人们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人民，特别是普通群众，即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仍然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他们不仅是经济生产中的一个“要素”，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份子”，更是创造财富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是创新与改革的主要动力，是我们的社会往哪里走、怎样走的依靠力量。

五

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发形成的，还需要文化自觉。文化不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到了晚年一再讲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后来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只有经济进步，还不足以创造新社会；只有政治革命，即便实现了民族独立，也不能长期保证其地位。最根本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西方看来就是缺乏话语权和所谓的正当性。

按照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趋势，再有20到30年，中国将更加具有世界影响力。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战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努力、长期奋斗。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乃至科技、军事实力，都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实、做强。同时，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除了解决好人们普遍关心的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外，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汉民族为主的地带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国家建设（国防、司法、审计、税收等）也要跟上，并且要不断完善。此外，还要重视文化领导权、话语权、正当性问题。

文化建设不是简单的复古、复旧，更不能放弃、缴械，而是要建立文化自觉。马克思讲，工人要由自在变成自为的阶级。这里讲的自为，就是要有自我意识、阶级意识，也就是文化自觉。中国道路的一个奇迹就是把曾经是一盘散沙的贫苦农民组织成了自觉的革命战士。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就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自觉的中国人。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涉及的个体越多，那么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很可能就会越强。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中国道路，它仅仅是个特例，还是更具有普遍性，就应该很清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就应该更坚定了。（作者：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