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溆浦站10月8日讯　一双没有裹的脚。6岁入私塾， 8岁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16岁离开家乡， 先后就读于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校。21岁，学有所成的向警予本着“救国必先兴教育”的思想，在家乡溆浦开办了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堂，为更多中国女性解开了裹脚布。

她，是乳名“九九”的土家族少女，出身商贾之家，也是在家乡湖南溆浦兴办新式女校的第一任女校长;她，曾横眉冷对军阀强权，说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也曾在赴法的航船上与革命同仁擦出爱情火花; 她，是为革命慷慨就义的妇女先驱，也是临刑前面对儿女照片空自垂泪的慈爱母亲。

在侠骨与柔情交错的画面里，一个有血有肉的女革命家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她是——向警予。

每每提到忧国的志士，总不外乎两种描写：慨当以慷的壮怀之举，缠绵浪漫的爱情佳话。前者将侠义之士区别于庶人，塑造成一座丰碑，供人膜拜;而后者则又将其还原为有些有肉的性情中人，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找到人性的共鸣。

在向警予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位执著、倔强、富有激情的女性。她喜欢读《离骚》和《木兰辞》，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巾帼英雄花木兰为楷模。以至于说出：“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每每这样激烈地幻想便要大哭一场。在听说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她和同学们上街游行、演讲，说到激愤处，甚至晕倒在讲台上。

前夫蔡和森在得知其就义的消息后，曾作文悼念，其中提到：“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于是，这故事就从“独身”开始吧。

“以身许国”的由来始末

说起革命者的“独身主义”，曾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被并称为“湘江三友”的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曾共同立下过“终身不婚”的誓言。1918年的一天，三人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对此倡议，蔡和森、萧子升深以为然。

有趣的是，之后不过一年有余，蔡和森便与向警予喜结连理。更耐人寻味的是，向警予也曾说过“以身许国，终身不嫁”。而她的这番经历，确实要比蔡和森更加传奇。

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任校长时，曾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想娶她为二房夫人。当时的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警予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婚姻。可无奈，向父虽是当地富商，但慑于周的威权，不敢拒绝，她的继母更想借此高攀。岂料，早已接受妇女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竟只身闯进周公馆，对位高权重的军阀丢下一句：“以身许国，终身不嫁”，便挺直着腰杆离开了。

后来，为避免周的再次纠缠，向警予干脆离开溆浦老家，前往长沙，并加入了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三人组织的“新民学会”。

“向蔡同盟”的爱情佳话

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相识，还要追溯到她在周南女校读书期间。

一日，向警予正在操场上跑步，远远地发现一个小女生健步如飞，竟然跑在自己前面。她不禁暗暗纳闷，体育本是自己的强项，怎么还有人比自己更厉害?正想着，这个女生却向她走了过来， 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我叫蔡畅，是体育专科班新生，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自此，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历史中，两个赫赫有名的女性就这样相识了。

通过跟蔡畅的接触，向警予逐渐了解了她的家庭。蔡母出身名门，仰慕女革命家秋瑾，并以此为榜样教育子女。而蔡畅的哥哥蔡和森那时已就读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已经加入“新民学会”的向警予在长沙参加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后，又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2月，她同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

在驶往法国的“盎特莱蓬”号邮轮上。向警予、蔡和森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经过了35个海上生明月的浪漫之夜，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赛港时，他们俩都惊喜地发现，自己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于是，“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启航了。

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把男女之间自由恋爱看成伤风败俗的事情， 但向警予和蔡和森却选择了勇敢地向这种陈规旧俗挑战，他们毫无顾虑地公开了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用自由恋爱的实际行动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向蔡”的浪漫爱情无疑是悲壮气氛里的一抹亮色。

1920年5月，向蔡二人在法国蒙达尼市法文新司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了婚礼。当着几十位中国同学，向蔡二人共同朗诵了他们编写的《向上联盟》，还将恋爱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分赠给大家，结婚照上则是两人共同捧着一本翻开的《资本论》，寓意二人结合的共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

婚后，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收到来信的毛泽东极为高兴，于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

尽管信中所说的“拒婚”，是指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不过，因一桩革命婚姻而引出“拒婚”一说，这也绝对是“前无古人”了。那时的蔡和森还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向的继母听闻二人婚讯，还一度气急败坏地讽刺向道：“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

1921年底，蔡和森等人因为领导留法学生争回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的斗争而得罪法国当局，被强行遣送回国。不久，向警予也回到了中国。1922年的4月，向警予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蔡妮”。同年，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妇俩就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核心成员，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夫妇俩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这在党的早期奋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何以如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向蔡同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向蔡同盟”的佳话在党内和许多进步青年中也迅速地传播开来。

“女权主义”的倡导先驱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

在蔡和森写的《向警予同志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

“妇女解放”是向警予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她与蔡和森自由恋爱结婚，后来这段婚姻又因二人生活习惯不同，以及向与当时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的一段感情而宣告结束，这段感情经历已经将向警予其人区别于拘泥封建礼教和世俗之见的寻常女子。

其实早在溆浦新式学堂开办之初，她就和自己在周南女校读书时的好友吴家瑛背着干粮，走进溆浦山区，一家一户地给家有学龄女孩子的家长们做工作，以自己打破溆浦不准女娃入学旧俗的亲身经历，劝导父母们让女孩儿接受教育。当时，妇女缠足的陋习在中国依然存在，向警予在任校长期间，曾亲手为学生解开缠脚布，并陪同学生回家，向其父母阐述不裹脚的道理。并在教学期间，多次提及“男女平权”的概念，勇敢地向束缚了妇女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发起挑战。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撰写大量文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纵观向警予的“女权”道路，既有为思想守旧的封建家长“普法”的执著，更有向中央上级争取妇女权利的倔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北上前发表宣言，接受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孙中山号召召开各实业团体、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九个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的预备会，但没有包括妇女团体。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妇女界要求参政权的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为了促使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 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等21个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她还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了《国民议会与妇女》一文，文中写道：“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

“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身份则无二致。”透过此话，可以想象发声者是以一种怎样高昂的姿态，为其所代表的广大妇女争取权益。

如果说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和参政权利，是在积极的方面做楷模，那么1923年，向警予一次关于娼妓问题的演讲，则是在直面女性问题中的毒痂。

在演讲中，向警予完全跳出封建伦理道德桎梏，对从事娼妓职业的女子不带任何鄙夷和谴责。她指出：“娼妓制度不但辱没女子的人格而乃人类共同的耻辱。至于娼妓本身所受种种无人道的残酷，大家也可想象而得。”又提出：“娼妓制度所以存在的原因虽然复杂，而经济一项实为主因。……我的意思还是从经济上谋解决，一面运动废娼，一面要做妇女的职业工作。”

面对毒痂，勇敢揭露并施以创药，此为上上之策。由此可见，向警予的“妇女解放运动”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详尽完备的体系。

“杀身成仁”的壮怀激烈

1927年的武汉，是白色恐怖与红色力量角逐的旋涡中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先后背叛革命，导致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大革命失败。面对如此岌岌可危的政局，向警予却婉拒了党中央让其转移的提议，继续留在武汉团结工人阶级，宣传革命精神。

据一位当时在武汉的工人回忆：有一次，党中央派人来，通知向警予赶快转移。向警予说：“我知道反动派对我很注意，可是武汉的工人需要我，多留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留下来!” 后来，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向警予的请求，让她担任党的地下刊物《长江》的主编。

在革命的洪流中，有中流砥柱的真正革命者，也有贪生怕死的懦夫。向警予在武汉担任地下党期间，负责地下交通员的宋若林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表露出的是怯懦、背叛。

在出卖了夏明翰之后，宋若林亲眼目睹了夏明翰慷慨就义的一幕，邪恶的枪声击碎了他的胆魄，很快，他又供出了向警予的住所。就在夏明翰就义的同一天，宋若林带着一群武装匪徒冲进了向警予居住的小楼，把向警予带到了法国巡捕房的拘留所，一同被捕的还有其助手陈恒乔。

之后的几天里，向警予被捕的消息，在国民党反动派所办的众多刊物上被登载。其中，上海的《申报》甚至将“拿获共党要犯向警予”的标题放入了“国内要闻”。

武汉的早春，寒意料峭。而在法国巡捕房由钢筋和水泥构成的拘留所中，阴森森的铁门似乎永远透不进阳光。只有指尖触碰到贴身衣袋中一双儿女的照片时，向警予的心里才会涌起一丝暖意，随即，又是深深的苦楚。“妮妮、博博，妈妈再也看不到你们了。”被抓进来十来天了，向警予只被提审过一次。

在那次审问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着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 ”

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法国领事对向警予心生敬佩，并向当局提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之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向警予就义的日子，正是1928年的5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选择在这天处死向警予，意在打击全国的工人阶级武装革命者。5时5分，牢门打开，一匪徒大声喊叫向警予的名字。向警予神色自若，嘴角挂着微笑，从容走出牢房，身着在法国结婚时穿的油绿色旗袍。

去刑场的路上挤满人群，向警予奋力高喊，做了最后一次演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宪兵慌忙扑上去，拳打脚踢，不许她开口。向警予挣脱束缚，头一昂，奋力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残暴的匪徒掐住向警予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块塞进她的嘴里，又用皮带缚扎她的嘴巴和双颊，阻断她的喊声。血，从她嘴角流出……

武汉，余记里空坪刑场。枪声响了。向警予，年仅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