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良才与其胞弟苏明刚合著的《夏次叔传》

红网龙山站9月2日讯  “夏次叔是中共地下党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的党员身份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才被党和政府正式确认，” 9月1日下午，得知夏次叔烈士被国家民政部列入第二批全国600名抗日英烈名录时，今年82岁高龄的苏良才老人欣慰地对记者说，“英烈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夏次叔的家乡--龙山县桶车乡任党委书记，当地很多关于夏次叔的传说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怀着对先烈的无限崇敬，我开始四处打听、搜集夏次叔的情况。尤其是后来调到县委党史办工作后，更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义不容辞的份内工作，坚持不懈地努力。我曾经三次到过北京，搜集到大量珍贵的历史材料与证明，终于弄明白了：咱们龙山县桶车乡，确实有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抗日英烈!”

作为《李宗仁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夏次叔传》作者之一的苏良才老人，回忆了30多年来搜集、整理并潜心研究有关历史资料，著作记录革命先烈夏次叔光辉一生的经过。透过老人的回忆，记者了解到了一位龙山人民的优秀儿子，一位潜伏在国民党高层内部、鲜为人知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位精忠报国的抗日英烈夏次叔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夏次叔，字振铨，笔名次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龙山县桶车乡小湾村。父亲系清末进士。他幼时随父课读多年，故旧学颇有功底。1916年，考入龙山县城高等学堂后，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五经博士”。1923年，他来到省城，寄居亲戚家中，白天去大麓中学补习，晚上为店里搞些会计业务。他在长沙半工半读了三年，除补习英语外，还自修了德语和日语。1926年，他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预科。1927年转入北大本科。

夏次叔在北京，布衣素食，刻苦攻读，孜孜不倦，深得萧瑜、郑浩然等教授的赏识，常予资助和指导。1928年，他先后当选为北大政治学会主席和北大学生会主席(直到1931年底)。风华正茂、才华初露的夏次叔，对国民党统治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颇为不满，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常为报刊写些抨击时政的文章，有时也作为传单在校内散发。他的《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井冈山红军》和《田中奏折》两文，公开指出“围剿”红军是“将中国人民推向痛苦深渊的罪恶战争”。而“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12月9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青年与责任》一文，痛切地指出：军阀政客官僚对社会国家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站在时代前面，负有领导社会使命的青年，对社会国家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而中国青年应怎样负起这一责任呢?他写道：”现时青年的责任，在于为解除民众的痛苦，鞭策实际政治社会的进步，参与劳动，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生产而努力求学……时刻想到为工农而效力，不然，我们学成之后，充其量也只能解决个人利禄，造成社会的特殊阶级，为社会上多添一批高等流氓，于社会人类的福利无益!“这篇文章以洗练的笔调铿锵有声地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犹如一声惊雷，在中国上空炸裂。第二天，夏次叔与一些同学即发起组织北大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撰写和散发《抗日运动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并同北平各校学生自治会及各反日团体取得联系。几天后，他又针对北平市政府于9月23日公布的所谓严禁学生罢课和结队游行的八条禁令，于第二天便组织北大师生集会抗议，用各种文字向国际社会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真相，还提出与日绝交的主张。当他与中共北大支部书记魏克仁结识后，又共同组织了北平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同东北爱国人士领导的请愿团一起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示威团虽在全国抗日救亡团体的声援下冲破阻挠，抵达南京，但很快遭到国民政府军警的镇压，有的被捕，有的遭殴打和关押，或用火车押回北平。夏次叔因而也成了特务机关追捕的要犯之一，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于同年11月，由北大二斋94号转移到宝相胡同，后迁蜡库胡同。虽然身处逆境，辗转迁移，但他仍坚持秘密斗争，参与组建北大学生非常委员会的工作。1931年12月，他被中共沙滩支部秘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春，他经萧瑜保送，启程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实现了他多年“留学重洋”的愿望。

夏次叔在法国巴黎大学期间，掌握了英、法、日、德、俄等五国文字，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作了较多的研究。美丽的异国风光并没有冲淡他对祖国的眷恋，1935年，他学成回国，被国民党政界要员陈铭枢、刘斐推荐给时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宗仁，任广西省政府秘书兼李宗仁私人秘书。他在广西工作期间，是经济研究会的成员，同陈劭光、李四光、范长江、夏孟辉、林素园、藩宜之等过从甚密，交宜很深。特别在调迁第四集团军长官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后，地位变了，仍不改他平日布衣粗履、清茶淡饭的朴素作风。

夏次叔学识渊博，喜爱撰写文章，发表政见，每有余暇，即伏案挥毫，为《自由旬刊》、《广西日报》等报刊提供稿件。仅1937年4月至9月间，就有五篇力作在报刊上发表。如4月25日发表的《现阶段中、英、日三角关系》一文，直率告诫国人：“英为保其在华利益，它不愿日本独吞中国，更不愿中国真能彻底独立自主。其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故现阶段中华民族的解放，主要的还是在于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牺牲抗战的决心，依靠任何列强，尤其依赖帝国主义列强，其结果会徒然失望。”至于对日本的看法，他在6月5日发表的《林内阁崩溃与日本政局展望》一文中断言：“由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危机仍无法解决，相反，在军部高度国防要求下，且将益转强烈，最后诱导日本出于冒险战争之一途。”果如其言，不到一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津失陷后，他在8月15日发表的《抗战中远东国际形势的展望》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显然是处于被侵略地位。我们惟一的生路，便只有抱焦土抗战的决心，凭自己的热血头颅去牺牲奋斗，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解放。……因为不抵抗，其结果便只有亡国!”文中还分析了英、美、法、德、意诸国对中国抗日的态度后，深刻地指出：“不能对国际援助作过大奢望，转至减低吾人抗战勇气。……中国果能运用有利国际形势，同时又能痛下自力牺牲奋斗决心，则最后胜利必属吾人。”

1937年10月，夏次叔随李宗仁同机到达徐州，负责协助李宗仁处理第五战区军政事务，随即起草发布有关打击日军，铲除汉奸，允许民众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约法七章》。12月，又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由李宗仁任主任委员，他任组织部长，名列总动委12名常委之首。他还吸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到总动委工作，如郭影秋担任组织总干事等。他派任各县动委的指导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将统战工作一直贯彻到区乡，使这个战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很有活力。

1938年4月初，台儿庄大捷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种种阴谋把持了总动委，削弱夏次叔在总动委中的实权。有一次，夏次叔对郭影秋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们留下来已没有必要，不如借下去检查工作之名推动下面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郭影秋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抗战中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的成绩与夏次叔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党许多主张如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等无不同意，无论从几件大事，还是从处理日常问题上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他没有不同意的。”寥寥数语，充分地肯定了夏次叔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的重大作用。

日军在台儿庄惨遭失败后，气急败坏，集中两个师气势汹汹地进攻徐州。李宗仁部奉命于1938年5月18日午夜放弃徐州，于翌晨抵安徽宿县北，旋即退至涡河北岸。这时桥梁渡船已被日军炸毁，部队于是分兵三路进行强渡。夏次叔负责指挥中路官兵抢渡时，不幸被赶上来的日本骑兵包围，壮烈殉国，时年34岁。

不少哲人都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道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英雄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他们。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先烈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为他人谋幸福的高尚品德都不应该被遗忘，他们的无畏和奉献精神万古长青。”回忆中，苏良才老人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为了弘扬英烈精神，自己是累并快乐着，“但只要能弘扬抗战精神，再累，我都乐意。”苏良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