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7月6日讯 北京时间7月4日，从德国波恩传来消息，永顺县老司城土司遗址领衔的中国“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第48处世界遗产。
这意味着我省世界文化遗产实现零的突破。
这意味着我州八百年土司文化被推向国际金字塔顶尖荣誉平台。
三大棘手难题一一破解
老司城申遗成功，当然是诸多因素成就的必然。
省文物考古研究员柴焕波在老司城一蹲就是20天，个把月。
州考古专家龙京沙1987年便进入老司城进行考古挖掘，持续关注老司城遗址近30年。
……
老司城申遗的成功，离不开这些一线专家的执着、敬业。
时间回溯到申遗之初，结合老司城遗址的实际情况，业内专家认为，老司城申遗能否成功，面临三大必须破解的难题。
首要问题是老司城的保护。老司城遗址是土遗址，要申遗，就得挖出来，挖出来后，如何保护，特别是不被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破坏？
当时，专家意见存在分歧，有专家主张在遗址外围修建新的排水系统。也有专家建议把原来的排水道疏通，重新利用。
激烈的争辩后，柴焕波、龙京沙等考古专家坚持挖掘、清理原来的排水系统。建议得到采纳后，经过多天奋战，原有的排水系统得到还原，难题得到破解，有效确保了遗址的原生态保存，体现了世界文化遗产“有效保护、永续利用”的重要理念。
清理挖掘水沟期间，考古专家们一身泥水，艰苦异常。晚上，夜宿老司城，龙京沙还因为不明物体的毒液进入眼睛，烧坏了眼膜，紧急住院治疗后，虽有惊无险，但视力大降。
另一大难题是如何突出老司城的普遍价值。
2011年5月开始，吉首大学成立以游俊、龙先琼、成臻铭、罗维庆等专家组成的课题组，课题组刻苦钻研，并多次来到遗址现场考察，经过5个月的研究，完成了16项课题，形成了一系列丛书，深入挖掘了老司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奠定了吉首大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土司制度学术的前沿。
于此同时，吉首大学综合课题研究和考古挖掘成果，确立了老司城土司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为申遗成功奠定又一个坚实基础。
还有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是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处理。
申遗之初，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就是遗址原住民。要挖掘遗址，必须将这些原住民进行搬迁。如何处理相关利益关系，得到老百姓支持，是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又一拦路虎。
针对这一难题，国家、省州申遗专家多次进行专题研讨，为当地政府献计献策。经多方研究，县委县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比如，将老司城全体村民纳入低保、为村民开设公益性岗位等等，妥善处理相关利益问题，让群众因申遗受益。
2010年4月，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领导小组成立，短短3个月的时间，筹集资金300万元，原遗址上22户群众全部迁移到周家湾，难题得到破解，申遗工作顺利推进。
三任县委书记完美接棒
申遗结果发布前的6月28日，永顺县举办老司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情况通报会，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周云，副州长李平，永顺县委书记石治平颇为“巧合”地出现在通报会上。
之所以说是“巧合”，是因为三位连续担任永顺县委书记。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晖发现这一“巧合”后，在会上，向媒体朋友们推介了三位县委书记在老司城保护、申遗过程中完美接棒的背后故事。
2004年至2009年，周云担任永顺县委书记。其间，周云带领下的县委县政府充分认识到老司城遗址的重大价值，在落实州委州政府相关决策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对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力度。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多次拒接外地企业、商家对老司城的商业旅游开发。周云多次深入老司城“微服私访”，察看遗址保护。
可以说，周云在任期间，老司城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期”，为后来老司城遗址的挖掘、申遗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09年，李平任职永顺县委书记。学历史专业的他对文物考古有着特殊的情感，上任永顺县委书记后，该县进一步加大了对老司城的保护力度和考古挖掘工作，到2010年，在考古挖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决定举全县之力申遗。
申遗过程中，李平亲力亲为，先后130余次来到老司城遗址现场办公，特别他“三顾茅庐”的故事成为美谈。
2011年，申遗进入文本编制工作阶段，多方研究后，县委县政府决定邀请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团队来担当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
李平和该县相关负责人先后三次前往北京相邀，然而，多重原因，陈同滨一直没有答应，直到第三次，她才勉强答应有时间来永顺看看。
陈同滨答应来永顺县，让李平特别兴奋，他特意赶到西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陈同滨团队负责的2012年西湖申遗文本编制工作。
陈同滨来永顺后，准备充分的李平结合西湖申遗文本的编制，对照老司城遗址申遗工作作了详细、专业的汇报，并再次代表全县人民诚挚邀请陈同滨担当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
陈同滨听了汇报后说：“本来这次来并不打算接这活，看了老司城，听了汇报后，感受到了你们的决心和诚意，这活我接下了。”陈同滨一说完，参会人员热烈鼓掌，甚至热泪盈眶。
“三顾茅庐”的故事，体现了当时县委县政府申遗的决心和力度，有了这样的决心的和力度，当然诸事顺利。2013年12月，申遗文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顺利通过，老司城遗址领取了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入场券。
如果说，李平任职县委书记期间，永顺县经历了重要的“申遗期”，那么，2014年初开始担任永顺县委书记的石治平就经历了申遗过程中诸多配套设施项目落地的“建设期”。
配套设施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石治平带领下的县委县政府坚持项目建设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申遗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三级政府部门全力支持
2011年7月1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来到老司城遗址，在参观完考古遗址后，童明康右手指向老司城宫殿区的方向，对大伙说，“老司城在我们这些人手中，不仅闻名全国，而且将闻名于世界。”
童明康的一席话，给在场的所有专家以及该县申遗工作者带来极大鼓舞。
老司城遗址申遗的成功，不能离开国家、省、州三级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和通力配合。
2010年10月29日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视察老司城，对老司城遗址的文化价值作了高度评价。2012年9月6日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视察指导老司城申遗工作。
老司城遗址申遗期间，时任省委书记周强、时任省长徐守盛分别于2010年、2012年先后致信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请求支持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省政府成立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
2013年初，杜家毫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亲自添加上老司城遗址申遗工作内容，9月3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老司城遗址申遗工作。
2013年至2015年，省政府连续三年将老司城遗址申遗工作列入省重点工程。同时，省委省政府领导李微微、郭开朗、许又声、张文雄、韩永文、李友志、何报翔等多次深入老司城遗址督促指导。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上任后不久即来老司城遗址视察，副省长、省申遗领导小组组长李友志坚持每年两次深入老司城遗址视察指导和每个月听取申遗工作进展情况，并充分履行牵头省份的职责，亲赴湖北、贵州申遗现场，与两省领导协商申遗工作。
在湘西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州长郭建群高度重视老司城申遗工作，坚持每年不下两次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老司城遗址调研指导，为申遗工作排忧解难。
可以说，老司城申遗过程中，开通了一条上至国家部门，中到省委省政府，下至州县的三级“绿色通道”，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力支持、通力合作为整个申遗工作注入了强大的力量，确保了老司城申遗过程的顺利，通畅。
众志成“城”，众人之志，成就了老司城的申遗之梦。
申遗圆梦，从今天此刻起，老司城站在了世界最高的舞台，湘西280万儿女用属于他们特有的民族之魂和文化自信谱写了今日的盛世华章。
此次我国联合申遗的项目是哪些？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位于湘西州永顺县灵溪河畔，经国家考古专家认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遗址。始于公元910年，止于公元1727年清“改土归流”，世袭二十七代，历时818年。
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
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它在三处遗址中尤其彰显出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和“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的庞大气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遗址除了中央衙署区，其他部分并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几乎就是原址保护。历经五六百年沧桑巨变，能有如此完好的呈现，所以弥足珍贵。
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
位于贵州遵义老城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湘江上游，是研究土司制度的完整遗址。海龙屯始建于1257年，毁于1600年对抗明朝廷的战争。如今周长约6公里的环屯城墙尚存，屯内面积达1.59平方公里，“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屯内两组最大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大体为“横三纵三”的布局，是集军事屯堡、衙署与“行宫”为一体的“土司”遗存。
土司制度究竟是什么？
这得从古代“土司制度”说起。这项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它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元朝起，朝廷封少数民族部族的首领为“土司”，可以世袭土地和人民。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才把世袭的土司，改成了由朝廷任免的流官。
李世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并且通过他们对各民族的管理达到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土司制度实际上体现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多民族国家治理模式。
土司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设立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权宜之计，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和中央政府的经济、文化往来，政治上越来越近，体现国家认同。土司制度延续和传承了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多元文化，促进了地区的团结和稳定。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古代中央王朝在老司城实行的土司制度，讲东方智慧也好，我们称为特殊政策，一个政治制度。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治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土司制度就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超过了申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