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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芳创作的小说《而黎明将至》荣登《小说选刊》榜首

杨仕芳(照片来源网络)

红网会同站讯(通讯员 杨汉立)5月1日，作品刚刚荣登《小说选刊》榜首、有广西新锐作家之称的全国知名作家、中国侗族学会会刊《风雨桥》执行副主编杨仕芳，就其3月25日在《小说选刊》2015年第4期榜首发表的小说——《而黎明将至》应邀前来会同县作协举办创作谈，现将其录音整理后转载如下：

今天我参观了粟裕纪念馆和粟裕故居，场馆管理员要我留句话，我就写了：“粟裕的确是粟裕。”陪我参观的文广新局党组梁书记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此之前，粟裕的事迹，我听说过。我一直在怀疑，在我们侗族地区的山沟里，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会打仗的人?按照我们侗族人的性格和信仰的宗教及生存哲学等等来看，怎么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将军?将军一般都是杀人无数的，是白骨堆起来的。这对于侗民族来说，是不太符合逻辑的。但到了他的故居之后，我感触很深，他成为将军是自然的。他故居那个地域，前面非常广，视野非常地好，能够让他成为心里非常宽广的一个人。这里的宽广跟北方的宽广不一样，北方的宽广是粗犷的，南方的宽广是细腻的，所以他打仗比北方的将领多一份心，他与广西的白崇禧一样，他们两个打仗就是细腻。粟裕跟白崇禧又有不同，他从不贪功。从这一点，我就理解了，这的确就是粟裕了。我们侗族人把自己的民族称为月光下的民族，也就是不去跟太阳争光辉。当共产党把江山打下来后，他却把元帅都让了，这就是侗族人的血统。所以，我参观后就写了那句话：“粟裕的确是粟裕。”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现的一个神话。

这次我来会同，有两个目的，除了参观粟裕纪念馆和故居，还为文学稿子而来。最近，会同有两个小说投到《风雨桥》，一个是胡慧玲的，一个是易彪林的。

杨汉立主席说要我谈谈我的中篇小说《而黎明将至》的创作经验，那我先谈谈这篇文章的创作情况。它是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中篇小说。我先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完之后，没办法让它投出去之后得到哪家杂志发表或出版社出版。就像我开始怀疑粟裕与侗族的关系一样，我们山沟里的作者，外面没有人来为你推荐，你那十多万字的长篇，谁拿那么多的版面跟你发表?谁敢冒着市场损失的风险来跟你出版?后来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办法：把一部长篇小说分割成六部中篇小说，先后在《芙蓉》、《湖南文学》，还有《北方文学》、《黄河》、《广西文学》等刊物发出来，五六月份陆续发出来。这个小说构思之初，我跟我们广西一个著名作家东西谈起，他问要写什么，我告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来源就是：我们小时上山，喜欢做恶作剧，在半路上挖一个坑，用一些草啊、树叶啊盖上去，路过的人不小心踩进去，就吓一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小时就经常这样做。我设置这么一个情节，是有目的的：这样一个恶作剧，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人的命运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有时候你很想做某件事情，这件事你知道是对的，但你根本做不了，这就是命运。有时候，不是我们选择生活，我们是被生活选择的。比如说，张秀云副主席，很想看书，他也知道看书是对的，但他想：不行啊，我的生活压力很大啊，首先我要生存下来。这就是我们被生活所选择了，不是我们选择了生活。假如要我先择生活，我想上上班，然后有点时间来读书、写作。不行啊，反过来是生活选择了你，你必须每天要做这样、做那样，才能够挣到生存下去的资本。其实在我的这部小说里面，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么一种思想。当然，这部小说当时动起手来时，感觉还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东西)说，因为里面的主题层次性是很多的，比如他们两兄弟去挖那个坑，有一个妇女担柴火时就踩进了那坑里面，滚下山坡，就受伤了，一辈子都离不开床铺了。那两个小孩心里面非常内疚，因为那个妇女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害怕别人知道，又想把承受这份罪责的压力发泄出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一个坑改变了所有与那个坑有关系的人的命运。那个妇女，她有个小孩，六七岁，因为那妇女无法劳动了，而她丈夫外出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没有办法养这个小孩，就过继给别人，过继到县城里面。县城跟村庄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不一样，他到县城生活觉得无聊，用菜刀把路边的树林砍掉。在我们山里面砍一树是很正常的，但你到县城砍一棵树那就不对了。他觉得村庄里比县城要好，就逃出县城回到自己的村庄。他跟我在小说中设置的叙述者“我”是朋友，他要“我”抓鱼跟他母亲熬汤喝。那一次，他找“我”去捕鱼时，“我”生病了，没办法陪他去抓鱼，他自己一个人去，就被河水淹死了。其实，他的命运有很多可能的，首先如果没有那个坑，他的母亲就不会受伤，他不会到城里面，他的人生轨迹就不会改变;还有“我”如果不生病，就会陪他去抓鱼，他就不会被淹死。我们的生活，很多人看到的是很平常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到非常地陌生。举个例子，平常我们该怎么做，灾难突然来临时又该怎么做，是由不得我们选择的，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我们会是怎么个样子。

胡慧玲和易彪林的这两个小说反映的主题也是这样的。

胡慧玲写了一个代课老师。代课老师的工资和地位是相当低的，她就发奋努力考试转正，这时她年龄大了，要选择结婚对象了，追她的人很多，她看上了一个男老师。当她转正有资格跟一个男老师结婚时，那个男老师跟别人结婚了。她单身而导致许多社会舆论，在这种压力下，她找个人嫁了，也把社会舆论嫁了。这个女老师不是选择了生活，而是被生活选择。生活要你来结婚，不是你要结婚。这就是人的命运。历史、文化、环境逼着我们这样去做，我们不知不觉地去完成，我们往往认为是我们选择的，其实不是。这个小说后来的发展越来越有意思了，她嫁的那个男人是个骗子，但她已经无法回头了，首先她是在别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嫁给他的，她想为自己争这份面子，当她发现那个人是骗子的时候也没想到要离婚，如果离婚了就承认自己是失败的。后来，她发现怀孕了，为丈夫还债，把小孩生了下来，她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但是，她还是这样活下来。最后，她跟她的丈夫分开了。这个故事能够打动我的，有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个小说的支撑点，这句话是：“难道人生就像一个圆吗?”这句话告诉我们，人生好像是从这个角转到那个角，转来转去，跳不开一个铁环一样的圆。这就是人的命运。就像麦加在《暗算》里面写一个很奇特的男人，他是一个瞎子又是哑巴，但他的听觉非常厉害。一个特殊部队把他调去从事电报密码的破译，工作非常好，成绩非常大，首长非常高兴，为了稳定他的生活，分配了一个女子跟他结婚。但这个人不知道生活，连夫妻之间的事件他都不知道。他老婆却怀孕了，当孩子在医院里出生发出啼哭声时，他马上听出来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写的就是人物的命运。

我们的小说厚重与否的关键就在哲学思考。昨天我来的时候，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这些朋友，这些老师，凭什么到现在还热心于这个文学，热心于诗歌，热心于小说……这有什么意义?现在这个社会，对搞文学、搞文化有一种轻视。但人总是要面对生死，而那些动物，猫啊狗啊，活在当下，不知终点。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人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那么，人就会考虑一个问题：在终点之前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存在的意义就是文学意义。就像刚才提到的胡慧玲小说写的那个女子，她遇到的许多事件，是怎么处理的，能怎么处理，不能怎么处理，有时是自己情愿的，有时是自己不情愿的。许多这样的事都是生命终结之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文学被重视的程度，无法跟超女、新闻联播去比，它受到各种干扰。但有一点，文学这东西要去思考的是：超女为什么会存在?文学所展示的生命力的强大，不是提高多少GTB、工资发多高等等所能比的。比如说，我们湘西，湘西每个县我都走过了，湘西最著名的就是凤凰，凤凰出了沈从文，我们会同出了粟裕，那为什么在外人的眼里几乎不知道会同?粟裕，他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不是沈从文能够比的。反过来，沈从文在文学上的贡献又不是粟裕能够比的。我要思考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人对后人的影响，谁更大?为什么凤凰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生命力?当然，凤凰的特殊环境也起到了作用，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凤凰的县城是很漂亮的，但跟它相关无几的镇远也很漂亮，历史文化也很深，那为什么也比不过凤凰?凤凰为什么这么出名，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大，就是沈从文所留下了文化底蕴。我一直在想，粟裕是为正义而战，他救了很多很多的生命，但沈从文他救下的是很多很多的灵魂，这就是他们两个的区别所在。我想，这两个地方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对外界的影响力差距这么大，根源就在这里。有时候生命并没有深度，就像当年的鲁迅，他想当个医生，可是能够拯救你的生命，却无法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他放弃了当医生的职业，改搞文学了。

易彪林的小说《鬼眼》写到鬼眼是个无价之宝，很神秘的。小说也写到一个女人，遇到一个男人，他们两个人情投意合。后来出了一个问题，那个男人不辞而别，还不得不把女人送他的鬼眼卖掉了。这个女人一直在等待这个男人回来，她一直在想办法要把鬼眼赎回来。后来她又遇到了另一个男的。那个男人帮她完成了她心愿，赎回了鬼眼。后来那个男人在投资上出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这个女人想让那个男的把困难度过去，把鬼眼抵卖掉了。故事最后的处理不是很好，我在想最后应该怎么处理：当她卖出鬼眼时，碰到的买家是前男友，这样人物命运突然改变，小说的力量突然暴发，小说的意味也就出来了。

因为这两篇小说都有修改的价值，我就特意跑过来了。

今晚我也没准备，就说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