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5月18日报道 今天是第39个国际博物馆日，连日来省会长沙各大博物馆相继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人们踊跃参与。长沙出土文物中的一项重头戏——简牍，更是吸引了不少市民及外地游客专程前往长沙简牍博物馆一睹真容。

长沙所出土的简牍不仅数量众多，所记载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记者从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科研人员在对2010年出土的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进行整理与研究后发现，这批尘封档案的精彩程度，足以与《名侦探柯南》相媲美。目前已公布的20枚简牍中，有几枚木牍记载了完整的案件。科研人员在其中发现了两个有意思的案件，一个是孙诗供词不实案，一个是“仇怨奉公”案。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2010年6月至8月

长沙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地下水管改迁施工中，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号窖井内发掘出土了一批东汉简牍。这批简牍，在出土文献学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11年5月

就这批简牍的整理研究，市考古所与清华大学、湖南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并在近年按计划陆续开展工作。

2013年

20枚简牍的彩色照片、释文及简要说明被公布。从介绍的情况看，这批简牍形制上“以木牍居多”；时代上属于“东汉中期偏早”；性质上“绝大多数为官文书”；内容上“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从已经公布的简牍内容来看，大多都是与司法相关的案件记录文书，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

孙诗供词不实案

要实事求是，不要拘打无辜

一起“命案”，却有三份内容各异的供词。而且这三种不同的说法，还都出自同一个证人之口。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官府到底会作何处理？

这位做了三次指证的人叫孙诗，他租赁了死者的房屋，以前还服过刑。两位办案人员谢栩、黄忠拿他来审问，不过这个审问过程可是严刑逼供。孙诗“畏痛自诬”、屈打成招，说是南阳新野男子陈育、李昌、董孟陵等人抢劫杀人。这是孙诗的第一份供词。

谢栩、黄忠虽然审案有瑕疵，但办案还是很认真的，他们来到客栈等地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宿资料，结果没有发现这些人的踪迹。临湘县再一次对孙诗取证，这回他说自己是在门边听到三名陌生男子谈论，河里的小洲下有两个人被淹死了。这是孙诗的第二份供词。

临湘县于是对李光、陈常等人展开抓捕。这时长沙太守府收到了“兼贼曹史”汤呈上来的公文，原来他也对孙诗进行了取证。这次孙诗的说法又变成了他在湘江中开船买米的时候，看到了淹死的人。这是孙诗的第三份供词。

由于供词不同，这案件临湘县没法继续办下去了。于是上级长沙太守府出面，给“兼贼曹史”汤、临湘县发了一份文件，提出“咎在主者不欲实事”，主要是因为主事的人并没做到实事求是；要求双方各自核实不相符的情况，并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回复；最后还特别叮嘱“毋佝（拘）毄（系）无罪，殴击人”，不要拘禁和殴打没有罪过的人。

“仇怨奉公”案

秉公执法遭报复，“警察”也要求保护

这是一个弱势的“警察”性命受到强势的惯犯家属威胁的故事。

“警察”名叫王纯，当然他的正式官名是“待事掾”。这罪犯叫黄胡，还是一个惯犯，在简牍上提到的案件就有杀人、抢劫两件。案发后，王纯对黄胡展开追捕行动。黄胡见跑不掉，就以武力拒捕，和他的同伴郭幽挥舞着刀戟就想把“警察”杀了。最后邪不胜正，两人反倒被王纯给击杀了。

黄胡虽然死了，但他的同宗哥哥黄宗、弟弟黄禹可不是省油的灯。用王纯自己的话说是“仇怨奉公”，十分仇视、憎恨秉公执法的人和事，寻思着要找机会复仇。可是王纯的运气似乎特别好，成功地躲过了两次击杀。

第一次是王纯去往醴陵出差，黄氏兄弟上他家门口寻仇却找不到人。第二次就更加凶险，黄禹就在王纯的邻居李平家附近守候。可是李平在半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纯，最后黄禹复仇不成就对李平实施了打击报复。

虽然暂时保住了身家性命，但王纯对局势十分担心——他不仅势单力薄，而且妻子、孩子也很羸弱。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官府身上，“唯明廷财（裁）省”，请县廷出面裁断审查。

解读

典型案例填补中国法制史研究空白

从以上两例可见，东汉时期中国刑事办案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上级司法机关对地方基层司法机关的刑事办案督查也颇为严密，同时还注重保护秉公执法人员免遭不法威胁。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在法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法律文书类简牍，以前主要见于睡虎地简、张家山简与岳麓简。张家山简属于西汉时期，另两者均为秦代竹简。而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主要是东汉时期的法律文书，记载的不少典型案例，无论是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还是中国古代地方司法制度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记者 尹玮 通讯员 罗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