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了一个高考替考组织，湖北个别高校多名大学生加入，试图通过充当“枪手”牟利。多名“枪手”均持有由“上线”提供的具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准考证”，部分证件户籍地显示为山东，这些证件信息已存于江西教育考试院系统。去年11月，南都记者与高考“枪手”组织成员获得联系。开考前一天（6月6日），“枪手”被安排在南昌相关考点附近入住，并发放假身份证和准考证。据“枪手”介绍，“枪手”替考的酬金与考录成绩挂钩，最高可达数百万元，最低也能拿到几万元。接到有人组织替考的举报后，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立即部署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联合南昌市警方开展调查核实，有关考生已被警方控制。目前教育部已介入调查。（6月7日《南方都市报》）

考试舞弊，古今中外皆有之。但《南方都市报》记者通过亲历卧底所了解并揭示的情况，仍然让人感到震惊。

目前被江西省教育考试主管部门会同警方查获的替考考生，是在卧底记者提供明确举报信息后查获的。这也意味着，至少在今年的江西高考现场，存在着可供替考“枪手”组织利用的巨大管控漏洞，考场监考环节未能尽职完成考生身份信息准确甄别。

前述管控漏洞，究竟是因为“枪手”持有的身份证、准考证，出自正规制证渠道，属于仅证件照信息造假的“真身份证”、“真准考证”，从而让监考人员无从甄别；还是说，身份证、准考证本身就是假证，监考人员麻痹松懈甚至与替考“枪手”组织合谋串通？

如果真相属于前一种情况，反映出身份证、高考准考证申报制作环节存在漏洞，至少被替考考生所属的学校、班级及属地教育部门、公安机关有关人员参与其中。人们急切需要了解的是，改动高考参考考生的身份信息，比如相片信息，需要经过从学校到教育、公安部门哪些程序，涉及多少环节，若是各环节中直接经办人员串谋，就能够实现瞒天过海？

反过来，若是“枪手”以假证，就可以堂而皇之通过个别监考人员“放水”，完成替考，就表明高考考生身份甄别工作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监考人员的责任心，以及是否被贿赂。省城考场尚且如此，那些分布在地级市、县城的考场，考生身份信息甄别是否同样甚至更为松散、混乱？

替考“枪手”组织的组织高度严密，发展出完善的上下线关系，依照替考考分的酬劳定价也趋于标准化。另据卧底记者了解，该组织在不同省份已多年运作高考替考。而这一切，完全不在相关省份教育考试部门和公安机关掌握之列，却能被记者通过社会信息洞悉，并顺利搭线完成卧底探访。我们不能因此贸然得出，相关省份教育考试部门和公安机关对于高考舞弊的打击惩戒态度不坚决、力度不到位的结论；但现有信息可以表明，主管部门对高考舞弊操作方式的演化、替考“枪手”组织的舞弊能量估计不足。

湖北个别高校的部分在校生，每逢高考就缺勤外出，甚至每年都参与替考。而替考“枪手”组织每年也在有规律的活动。教育主管部门同时掌管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高考等国家考试等工作，却未能从各项信息中的异常信号中有所察觉，更谈不上会同公安机关主动出击查获替考，显然有难以推卸的失职责任。

据卧底记者在报道中的叙述，6月5日晚，“上线”带着“枪手”等十余人，从武汉坐火车抵达南昌。“枪手”在次日陆续分散到各家宾馆入住，入住东湖区的中晟宾馆的就有6人。替考“枪手”数量如此之多，但在6月7日中午，被查获的“枪手”仅1人。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能否及早查出其他替考“枪手”？能否在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向社会公开替考“枪手”名单和被替考考生名单？笔者以为，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实卧底记者描述介绍的情况后，应当尽早如数查出替考“枪手”，向社会公布涉案人员名单，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某些“手眼通天”、能量巨大的涉案者或其亲属通过幕后运作，降低在国家考试严重舞弊人员所需承担的责任。

回到之前的问题，无论如何，2015年的高考，在江西省南昌市的考场曝出惊人替考丑闻，反映出考试组织和监考工作存在巨大漏洞，应当就此进行严厉问责。江西省教育考试部门应当成为被调查问责的对象，而不能由其主导事件的调查、定性和处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会同纪检监察机关成立专门的调查组，入驻江西，彻查替考丑闻以及幕后存在的种种猫腻。

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