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尿毒症的王刚在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他辩称贩毒是为赚钱透析和换肾。在母亲捐肾手术成功后，他一审被内蒙古包头中院判处死刑。此案二审，检方建议改判死缓，此事引发各界关注。内蒙古高院近日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死缓。（5月26日澎湃新闻）

于是便有了“尿毒症患者生死惊判：为换肾贩毒，术后获死刑，二审改判死缓”的相关报道。所谓“生死惊判”，令人吃惊的应该是一个“铁定”死刑的毒贩，在三次被抓后还能被改判死缓。其中的“悬念”是什么？毋容置疑，人们的猜测一定与“换肾贩毒”有关。事实上，检方也承认“王刚贩毒动机与其身体有病的情况存在客观关联”，那么，毒贩二审改判死缓，是不是与“换肾贩毒”有关，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目的是为了救自己的命，就可以作为酌情从轻处理的依据？或者说，有人救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这条命就格外值得珍惜？

显然，这些“悬念”，在基本的法律常识下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相关报道在叙事过程中，将有关毒贩王刚生死的“悬念”，更多地设置在“人道主义”方面。当时，王刚和家人都意识到，“换肾，仍有可能被判死刑。不换，可能还未到一审开庭就失去生命。”为此他家人曾两次请示主审法官用不用换，得到的答复都是换。这就成了王刚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他家人提起上诉的理由。基于这个过程，王刚被二审改判死缓，难免让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换肾贩毒”的客观原因，以及他母亲给他捐肾的动人情节。

笔者不敢肯定王刚二审改判死缓是否与此有关，但这样的渲染是不妥的。实际上，王刚二审改判死缓，关键在于他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毒品犯罪上线的情况，有立功情节。而王刚的辩护律师提出的“王刚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实施毒品犯罪的动机是为了赚巨额医疗费”的辩护意见，内蒙古高院并未采纳。退一步说，即使二审判决包含了“人道主义”精神，但在这起“起死回生”的案例上，有关生死结局的“悬念”上，却被在叙事的详略和主次上倒置了。

法律的人性化是文明社会的追求，但法律的威慑力和以儆效尤作用，不能因“人性化”而被削弱。对于贩毒，在人们的普遍法律常识中，是“铁定”的死罪，而要让一个三次贩毒被抓的毒贩“死里逃生”，解开这个“悬念”的过程，必须要在法定的从轻要件之内“做文章”。只有在满足某些从轻法律要件的同时，还具备其他让人同情的客观原因，才能让法律在应有的威慑力不减的情况下，体现人性化的一面。否则，就如内蒙古高院强调的，虽患有严重疾病需要治疗，但这不能成为贩卖毒品危害社会的理由。

法律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防止犯罪。个人以为，一项判决，对相关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对其犯罪代价的追偿，而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次儆效。量刑准确与否，是对犯罪代价的再次公示。而对其中的“从重”或“从轻”因素，必须慎重且有法律依据，不可成为法律的“漏洞”。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刚二审改判死缓，其中的“悬念”，应该让“立功”情节在先，“换肾”困境其次。不然的话，有换不起肾的，更有吃不饱饭的，怎么办？（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