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尤其对近来备受媒体关注的五花八门的“证明”泛滥的现象，总理称“‘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笑话!”(5月6日中国政府网)

政府部门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这一备受公众诟病之问题由来已久，表现之一即是五花八门的“证明”泛滥。办个事，需要提交各种“证明”材料，有些“证明”之匪夷所思，突破了公众的想象力。新一届政府施政以来，大力推行简政放权，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审批，即是看到了臃肿的行政权力已经极大地抬高了人民的生活成本，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证明”泛滥，体现了政府部门权力的一种“繁殖”倾向。所谓权力的“繁殖”，是指权力会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需要，“繁殖”、派生出一些原先没有的制度设计与权力。正是这些派生、“繁殖”出的权力，增大了行政成本，设置了行政障碍，耗费了公共资源。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府基层部门内部办事的规章与流程，与顶层设计已发生了很大差异，被人为增设了许多“壁障”，这些“壁障”正是政府部门权力“繁殖”、派生而出的，最为典型的，就是五花八门的“证明”材料。而简政放权，所要简、放的，也不仅仅是顶层设计中的条条框框，更重要的乃是地方、基层部门中“繁殖”出的规章设计。

实际上，权力的“繁殖”是古今中外行政部门的通病，非我国的特例。更准确地说，“繁殖”乃是权力的本性，是权力在运行中的必然趋势。顶层设计需要地方、基层的实施与执行，必然要赋予地方或基层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变通与权宜的自由，当这些权利与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结合时，权力的“繁殖”就会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权力是父，利益是母。

既如此，那么，诸如“证明”之类的部门、地方的权力膨胀也就是无法避免的，从行政自我约束的角度实现政与权的简放，也势必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真正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简政放权，遏制泛滥的“证明”，就需要引入外来因素，对权力的“繁殖”施加外在的约束机制，对不合理的“证明”引入废除、退出机制，方能真正遏制住权力的“繁殖”与膨胀。

所谓告诉、废止、退出的渠道与机制，一般而言，是诉讼的渠道与司法制度。法院若有权受理民众对行政部门的诉讼;法院若可审查、撤销相应级别行政部门规章、条例，废除不合理的“证明”;法院若能对行政部门胡作为、乱作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行政部门的权力“繁殖”冲动就将大为减弱，泛滥的“证明”等基于私利派生出的行政“壁障”也就不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证明”多不可怕，“证明”没人管才可怕。“繁殖”的权力固然对老百姓造成了困扰，但只要有告诉、废止、退出的机制与渠道，它就无法形成持久而严重的后果;但假如告诉渠道堵塞，退出机制阙如，派生权力的恶劣后果才是真正持久而严重的。

而现实的问题就是，告诉的渠道是堵塞的，撤销的机制尚未健全并真正发挥效用，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繁殖”与膨胀的冲动尚未形成有效的制约。当民众遭遇不合理的“证明”等行政“壁障”时，除了认命之外，别无求告之门。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文/岳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