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末，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3亿人。而大大小小的驾校是司机通过驾考取得驾照的主要渠道。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上市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50%;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元之巨。(4月14日新华社)

很少听说有人能在学驾车的过程中和教练成为朋友。一方面抱怨其态度差已成常态化，另一方面则是在收费中，各种“暗箱”“潜规则”盛行，尤其是在考试阶段的场地费、好处费等等。有些教练拿着学员的钱，直接就掏出了心里话“这些大部分还是孝敬上面的。”

为了打断驾考行业的灰色链条，相关部门的改革监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譬如电子考试的改革缩小了暗箱操作的空间。但制度开始扎紧篱笆的时候，却碰上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全民掀起一股汹涌的“驾考”热潮。资源稀缺，供求倒挂，导致驾考里的卖方市场，从而让整治驾考腐败的窗口期很难被完全打开。

受众群体抱怨、职能部门和服务提供方又容易产生驾考腐败……矛盾叠加，让驾考领域成了难题堆积区，这也给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在制度建设还在路上的同时，也亟需寻找其他“工具”的解决方案。

从交通管理部门再到广大驾校学员心里都明白，要全面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自主学习自主报考是可以“借力打力”的一环。从简政放权再到便民利民，驾照直考所释放出来的空间都很大。被民众所诟病的驾考腐败，也可以借此有效去除掉“白手套”的魅影。

更重要的是，驾照直考能够为驾校腾挪出更多的空间，使其“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本位意识得到改变，市场需求在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将得到态度上的尊重。某些车管所和驾校之间形成默契的考试名额，也将面临再分配。虽然只是制度上的联想，但足以支撑起注入清风的愿景。

不过驾照直考看起来很美，问题也存在不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这使得那些绕过驾校的学员很难在现实中得以进展。虽然目前法规未禁止直接申请驾驶许可，但学习驾驶在条例法规上的限制，依然让驾照直考面临成长的烦恼。

改革需要摒除利益和“家长思维”的困惑。譬如工商登记制度的先照后证制度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驾照发放存在着先照后证式的重事前、轻事后的不足。如能运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思维，用驾照直考的方式，来完成事后监管的篱笆扎紧，不仅是为学员减负，也能从制度上探讨驾考腐败的良性循环。（文/谢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