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落马之后，常会在自述材料里写下贪腐生涯的心路历程，其中不乏“雷人”之语。如近日受审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原副主任廖小波就称，自己给企业和个人办事，办的都是大事，办的都是好事，而他为此付出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辛劳，不是白拿钱。(4月13日《光明日报》

贪官所谓的“不是白拿钱”，当然不是指拿了要吃官司的，而是认为这是“工作辛劳”所得。如果脱离特定的前提，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芸芸众生都在通过辛勤劳动，获取报酬养家糊口。然而，官员的付出，是得到了俸禄的本职工作，“工作辛劳”与“拿钱”之间，有着既定的合法所得，这才是官员“工作辛劳”与“拿钱”之间合理逻辑。因此，官员落马之后“情真意切”的自白，成了让人笑话的“雷人”之语。

若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视之，落马官员的“雷人”自白，除了想博取同情、减轻罪责之外，可能也是真实的心路历程。落马官员产生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可能也是对官场生态的亲身体验?如果说廖小波的“不是白拿钱”，更多的反映出他的贪婪，那么，南京六合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徐亚俊在受审时说，“别人送不送钱，他工作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但社会风气就是这样，自己受贿也是被动的”却暴露出了权力寻租的“约定俗成”。

很明显，二者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权力寻租的常态化。形成这种官场常态，首先是公权力属性的蜕变。在这种“蜕变”过程在中，除了某些官员的贪婪本质，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也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涉及了制度层面的问题。为何行使公权力变成了官员的个人行为?为何提供公共服务会让官员个人得到回报?为何政商关系变成了私人交情?这些都是权力不受监督约束的结果。

人们为何把落马贪官的“雷人”自白当笑话看?就是因为人们都懂得公权力的属性。那么，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怎么反而对此产生了混淆?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自我开脱，也似乎显得太低级。对此，不妨设身处地去体会落马贪官的“雷人”自白，也许会觉得这种“混淆”是极易产生的。试想，如果权力不受监督约束，官员就能随心所欲，那么，公权力和个人能耐还有什么区别，提供公共服务不就成了私人付出?当然，权力的属性是既定的，但靠什么来保障和规范?反腐实践证明，这不能仅靠官员的道德自觉，而是要用制度来保驾护航。

因此，落马贪官的“雷人”自白，道出了制度监督的漏洞。从对官场腐败的标本兼治出发，人们已经意识到，反腐要从不敢贪向不能贪、不想贪推进。要达到这个目标，不能仅靠贪官的下场来警示，而且还在制度建设上亡羊补牢。虽然落马贪官的“雷人”自白，在人们看来是大言不惭，但他们何尝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心态下，毫无顾忌地进行着权力寻租，以至于让他们产生的“顺理成章”的错觉?要让官员想贪而不能贪，能贪而不敢贪，就是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同时，在他们的头上常悬一把制度监督的利剑。（文/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