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办法规定禁止在车站、列车、出入口、通道内进行卖艺、乞讨、拾荒或发放宣传品等，违者最高会受到200元罚款。(4月1日《长江商报》)

近年来一些地方如北京立法禁止地铁乞讨，违者最高罚款千元等，这种城市管理措施，一经出台就伴随不少争议。反对者诟责此举侵犯了人权，而且还将面临乞丐无钱可罚的情况，使法律失去执行力、严肃性。

事实上，乞讨与否只是一种行为人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自由”，而非受法律特别保障的“法定自由”。也就是说乞讨本身并非法定权利，只是“法无禁止即可行”范畴中的一种人身自由。这种自由，并不能和权利划等号，政府可以行使较大的干预权。

试想，如果乞讨是一项权利，那对应的义务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施舍的义务?而如果我们拒绝施舍，是否要遭受法律的强制执行和处罚?显然，如果把乞讨视为法定权利予以特别保护，而无视施舍者具有施舍与不施舍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被乞讨”和“违法”的尴尬，也势必鼓励更多人选择不劳而获进入乞讨行业，导致城市“乞丐横行”，那不但破坏法律固有的权利体系，也让社会治理和城市秩序陷入混乱。

而任何自由(包括权利)的行使也都有法律边界，不能侵害到他人的、集体的、社会的合法权益，不能强行乞讨、纠缠式乞讨，不能影响妨害到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秩序等。同时，乞讨行为必须基于“非人道的生存状态”才有道德伦理的正当性，如果一个身体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宁可“装可怜”乞讨也不愿劳动谋生，甚至假装残疾、病患、救急等骗取他人同情心而获得施舍，那这种欺诈型乞讨行为不但毫无正当性，也伤害到他人、社会的同情心，破坏到社会诚信，损害到合法财产权益，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予干预规制。

其实，真正要引起社会重视和保障的，不是行乞人基于“非人道的生存状态”而进行乞讨的权利，而是对这些真正的社会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和救助。这既是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一座城市基于“非人道的生存状态”的乞丐越多，说明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越欠缺，政府有责任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机制;同时，一座城市行乞乱象丛生，严重妨碍到他人权利或社会公共秩序，说明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匮乏，政府有权力也有义务出面依法干预规制。

可见，地方立法设立“禁讨区”，并对违规乞讨行为予以罚款等适当的行政处罚，是在厘清乞讨行为这种“自然自由”法律定性、法律边界的基础上，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公共交通、权益保护等社会治理需要，依法行使行政干预权，运用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对城市进行针对性的区域化、合理化社会管理，营造文明城市形象和良性社会秩序的必然。（文/符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