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明星姚明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对体育界个别地方的一些“大跃进”做法，很担心一些地方这么搞，暂停其他比赛搞足球，很可能到了后面足球还没有搞好，其他项目反而废掉。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体育在改革中也不应害怕犯错。实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5万亿元的目标不应靠建设更多的“鸟巢”，而是要以体育人口的增加为基础。

按说，中国足球应该怎么搞，道路是明确的。往高处说，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往民间说，体育界、足球界，以及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公众，面对中国足球前些年的溃败，是有共识的：就是，让足球的归足球，特别是让各级足协去行政化，并从根本上扩大足球运动的基础人口。

中央的足改方案，正是对公众共识的回应，触及了这一大家心里都期待，但久久无法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如此之高的规格，可见中央对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殷切期待。也正是因为规格实在是高，从上至下太重视足球，可能导致一些“大跃进”，出现姚明所担心的情况。

这次足球改革方案，和过往很大一个不同就是，不再简单关注足球成绩的提升，而是一方面准备给足球松绑，去行政化。但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各级足协不再有行政地位，那么以一个社会团体的身份，会不会争取不到足够的资源?恐怕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的足改方案，各级政府比过往更重视足球。换句话说，足协表面上没有了行政级别，但可以调动的资源比以往或许还要多。

另一方面，按照改革方案，中国足球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将扩大校园足球人口，提升足球人口基数。应该说，这一大方向完全没问题。可若此，当下和可见的未来，各级政府、教育部门愿意配置给足球的资源比过往更多，如果对这些部门权力的监管不够，更多的投入恐怕会出现不合理的配置，甚至出现大量的腐败。而且，包括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教育部门，无不希望自己辖区的足球事业能够出成绩，“大跃进”就很可能出现，让其他体育运动为足球让路。

应该说，作为一名成功的世界级职业篮球运动员，目前又是一名体育投资人，姚明有广泛的阅历和经验，其看法绝非空穴来风，非常值得重视。事实上，过去这些年，我们足球走了弯路，不就是吃了足球行政化太深，商业化、职业化被扭曲的苦，中国足球一直被强大的政治因素和商业腐败所裹挟。现代社会，本就应该平常心看待足球。政府部门最该做的，就是把竞技足球交给社会，交给足够市场化、足够科学专业的联赛去商业化运作。

应警惕，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增强，在足球上一掷千金的现象越来越多。这些投资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尽管有商业的考虑，但背后总有政治的考量。

足球首先是一项体育运动，是一项公平的竞技游戏，然后足球行业的发展背后有商业、有文化、有兴趣爱好，包括有科技的因素。足球尽管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不过也只是千百种体育运动中的一种。足球不该是一种政治和商业玩物，竞技比赛的输赢，最多和商业有关、和娱乐有关、与球迷的喜怒哀乐有关，却和更多的寄托和想象无关。中国足球几十年挫折的教训一再证明，越是将足球和政治因素绑架紧密，越容易导致揠苗助长、功利主义、讨好领导的现象，而这违反了足球发展的规律。追求短期的政绩和功利回报，只会让足球成为政治的玩物，以至恶性循环。（文/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