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诺贝尔奖官网发布消息，William C. Campbell、Satoshi Ōmura、Youyou Tu（屠呦呦）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等人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尽管其研究成果逐渐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但一直富于争议，相关研究者个人长期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直到2011年才获得一项“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当时财新曾就这一话题做过深度报道，现重新刊发，以飨读者，屠呦呦和其他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是什么，一读便知。
本文选自2011年第38期《财新周刊》
两位年届八旬的中国科学家获得了迟来的荣誉。
9月19日，2011葛兰素史克（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颁发，两位获奖者分别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张亭栋。
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均始于上世纪70年代，被誉为“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来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评委会称，屠呦呦因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而闻名天下，张亭栋则是砒霜治疗白血病道路上的奠基式人物。他们在中药研究中按照现代科学标准，发现和证明其化学成分的突破性发现，给全球疟疾和白血病病人带来福音。
事实上，这一专为表彰中国和新加坡地区生命科学杰出成就的奖项，今年7月就已宣布。而在随后的9月12日，美国拉斯克奖宣布本年度的临床医学奖奖项得主为屠呦呦。9月23日，屠呦呦在纽约捧回此项奖金为25万美元的大奖。过去20年中，拉斯克奖得主中有28人又拿下诺贝尔奖，该奖也因此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一时间，这位此前在公共领域并不知名的老太太被舆论奉为“中国离诺奖最近的女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发言中称，虽然屠呦呦和张亭栋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逐渐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但他们个人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饶毅认为，这两项成就足以相提并论，都已达到角逐诺贝尔奖的水平。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一段视频中向两位获奖者致敬：“他们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发了多少论文，而是其工作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人类的健康问题。”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屠呦呦
屠呦呦这个听起来特别的名字是她父亲取的，出自《诗经》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宋代朱熹注称，“蒿即青蒿也”。有学者笑言，也许老先生早料到女儿将与青蒿结下不解之缘。
青蒿素发现始于半个世纪前的抗疟疾药物研发“523任务”。当时，中国领导人应越南方面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南方的需求，决定在1967年5月23日启动全国范围内的抗疟新药研发。当时，屠呦呦的职称仅为实习研究员。
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成员以鼠疟原虫为模型，检测了200多种中草药方和380多个中草药提取物，发现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68％。但是，后续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40％。屠呦呦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份浓度过低。
于是，他们着手改进提取方法。东晋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带来一些启发。来自民间的方子称：“取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意识到，这里并没有使用常用的煎熬方法，也许是担心高温提取会破坏青蒿有效成份。不出所料，改用沸点60摄氏度的乙醚低温提取后，研究人员如愿获得了抗疟效果更好的青蒿提取物。
1972年3月8日，在南京召开的“523”会议上，屠呦呦报告了这一结果。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他团队（云南药物研究所的罗泽渊和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的魏振兴等）通过使用屠呦呦提供的信息和提取方法，很快从当地的黄花蒿中提炼出具有良好的抗鼠疟原虫效果的纯青蒿晶体。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小组主持的临床实验中，云南药物研究所提取的青蒿素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
由于当时发表科研论文多用集体作者（如“青蒿素协作组”），屠呦呦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始终争议不断。
2006年，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强调：“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六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但可以断言，从传统医药中，用现代的科技手段研制成功一种新结构类型的新药，发明证书上的六个单位中，无论是哪一个单位，以当时的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饶毅，也涉猎科学史。他与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黎润红和张大庆分别用中英文撰写文章称，根据他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存在很多争论，但没有异议的是：第一，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第二，具体分离和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第三，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三位科学史研究者指出，屠呦呦的工作既有前人的基础，也有她的课题组及其他课题组和科学家起的重要作用，这些不应被埋没，也不能否定屠呦呦所起的关键作用。“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很多文章发表时没有具体署名。我们希望有更详细的历史记载，让人们知道‘523任务’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的贡献，特别是其他各方面的工作。”
由于屠呦呦提前赴美领奖，她没有出席在北京大学举行的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颁奖礼，财新《新世纪》记者也未能联系上她。在为颁奖礼录制的视频发言中，她表达了对主办方的感谢。
得与失
两位科学家既非海归高学历人才，也未在《科学》《自然》等著名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更未当选中国的院士。
“我们优先支持那些做出重要发现，而不是一味追求影响因子的科研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激发那些为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物部副总裁鲁白这样解读评选GSK“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的标准。在他看来，中国和世界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是对他们迟到的感谢。
当然，两位科学家的工作并非完美。
饶毅指出，多个来源的信息提示，屠呦呦突出自己作用时，未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包括她在后来的出版物《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引用文献时，将他人的名字省略、自己的名字前移，也为“523任务”其他参与者所诟病。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他在国际学术界和医学界基本继续默默无闻。饶毅认为，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到，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他的工作地点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亦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未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程度的可能性。
两位年届八旬的老科学家，至今没有完全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
屠呦呦在简短的获奖感言中，不忘强调某些疟原虫已经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并提到近年来颇为热门的“耐药结核”和“超级细菌”，指出这些都需要更深入发掘和研究。
在饶毅看来，这种对科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正是当下中国最稀缺的。如今中国一些药企和中医药从业者急功近利，不愿用现代科学方式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却坚持用化学成分不确定、适应症不明确的中药获得大量收益。
因此，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能够激励医药界从传统药物中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正如屠呦呦和张亭栋在40多年前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