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10月5日报道 每一个广场舞团队都是一个江湖。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黄勇军带着团队花了3年时间研究广场舞，他认为这绝不仅是一群人一起跳舞，这背后涉及的自由界限、公共空间、老龄化、空巢化等问题都值得探讨。

不久前，文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要求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在黄勇军看来，“这意味着，从政策层面，以前一直处于灰色状态的广场舞被正名了。”还有一个好消息是，10月4日，由黄勇军负责的《广场舞与湖南省中老年女性健身方式治理研究》项目，入选2015年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

研究从“跑题”的辩论开始

为什么会研究广场舞?事情要从2012年一次主题辩论说起。严格来说，这是一次“跑题”的辩论。黄勇军说，当时，他带学生做自由边界、规范规制等概念主题辩论，结果当广场舞这个话题意外进入辩论，学生们争辩得异常激烈，牵涉到的问题也异常广泛，自由界限、公共空间、老龄化、空巢化……这场辩论竟持续几个星期之久，这让黄勇军觉得，广场舞背后的“中国大妈”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形成的社会机制、文化土壤与制度体系，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于是他决定组建一个广场舞研究小组。

小组包括黄勇军和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学生，他就职于中南大学的妻子米莉也参与进来。“就这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研究。没经费，权当义工和学术工作者。”

大妈在广场舞中感受集体主义

广场舞就是一群人一起跳跳舞?“远没这么简单，每一个广场，甚至每一个广场舞团队都是一个江湖。”

“有个女学生，她跟着一个广场舞团队跳了半年舞。”黄勇军说，一开始这个团队并不接纳她，问她一个小妹子跟着她们干吗，她一点也不动摇，还主动掏钱交会费。后来，她完全融入了这个团队，将这个团队的发展史都摸清楚——团队领袖的诞生，各种经济和权力纠纷，以及数次分分合合……

还有个学生，关注了一支由中下阶层构成的广场舞团队，她们如何与当地一支“官太太”舞队争空间、争资源，最后把广场舞跳到了人民大会堂。

黄勇军介绍，广场舞大妈的年龄集中在50至60岁之间，她们年少时都曾经历过集体主义的狂热。改革开放后，她们经历了多重“断裂”，逐渐进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当广场舞这种带有“准集体主义”性质的群体活动出现时，在这种具备公共性、社交性、集体性的活动平台中，她们的断裂感可以得到消解和弥合，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

“政府还需发挥更大的作用”

黄勇军说，广场舞不仅将人们从麻将桌、赌博场中解脱出来，还将人们从疾病、孤独、空虚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场舞可以说是对当今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空巢化”，但公共服务存在不足的一种贡献。

但广场舞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黄勇军说，“公众应该在了解她们内心世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和谐的相处之道。”

对于文化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广场舞的通知，黄勇军认为，政府还需在公共资源的供给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持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