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看,他们嘲讽学界前辈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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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 12:18

近日,人大某新入学硕士,因在私人交际空间“嘲讽学界前辈”的学术水平,而被导师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宣布断绝师生关系,理由是“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①那么,诞生于民国初期的中国近代大学,在师生关系方面,究竟留下了怎样的“规矩与尊严”呢?且看下面这些曾公开批评乃至责备师长的民国学子们的“下场”。

30年代,在北大当众指责师长所讲“都是外行话”,结局会怎样?

学者张中行30年代在北大求学。据他回忆,当时风气,师长及校方很宽容来自学生的质疑和批评。张举了三个例子:

例一,公开质疑。“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例二,公开批评。“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

例三,师生因学术问题发生利害冲突,校方维护学生。“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互不相让……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校方)算及了格,(教授)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②

图注:胡适,曾任北大校长。其从政从学的感慨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40年代,在西南联大责备导师太热衷现实政治,下场又会如何?

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闻一多的学生。虽然闻很看重汪,但二人对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闻自1940年后,政治热情高涨,参与度很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且对闻的积极介入的做法很有些不以为然。二人遂因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据汪的后人披露,一次,在闻一多居所:

“闲聊之中,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爸爸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爸爸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说爸爸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先生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爸爸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先生。”③

闻以“俯冲”的姿态“痛斥”汪,汪转以“高射”的姿态顶撞、反责闻;且当面交锋之后“意犹未尽”,又有信件往还,可见冲突的剧烈程度。但闻一多对此事的处理很宽容,并没有要将汪逐出门墙。

图注:国立西南联大校门。虽然该校师生高度政治化,但仍不失自由与宽容的传统

其实,青年人目空一切本是常事, 季羡林求学时也多“污语狂言”

少年人意气风发目无余子,本是常事,完全没有必要以“告学界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处理。以季羡林为例。其在清华求学时,不但认为胡适“浅薄”、轻蔑留美教授、不服导师吴宓的阅卷、觉得朱光潜学问“牵强附会”……其日记中,更有“妈的”、“混蛋”、“考他娘”这类词汇穿插其间:

“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演讲)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自从看了林语堂一篇文章,我对教授(尤其是美国留学生)总感到轻蔑。他们穿的是虎皮,皮里是狗是猫,那有谁知道呢?”“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居然给我I,真混天下之大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晚上朱光潜讲‘笑与喜剧’,所引的许多大哲学家的关于笑的理论,我没一个赞成的。我觉得都不免牵强附会……我以前总以为哲学家多么艰深,其实不然。我自己有一个很滑稽的念头,我未必就不能成一个大哲学家。”④

而且,这种少年意气,也未必尽是坏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者张信回忆求学往事,曾感慨:“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我又面临着另一重大考验。西方所倡导的是标新立异,每个学生所注重的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西方文科传统的重心在于批评。学生批评老师,新手批评专家是屡见不鲜的事。而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按我曾师从过的李欧梵教授的说法)都存在严重心理障碍。因为我们不善于批评,尤其是对那些权威学者。”⑤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也曾求学海外,感受大致相同:“像西方,……就是学生批评了老师,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在大陆,熟人之间如果批评的话,可能感到不高兴,甚至压力很大。”⑥

真正有必要动用到“告学界及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来处理者,往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且师、生在学术圈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当。譬如,梁启超曾求学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1917年,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帝制,梁启超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斥责康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则怒骂“梁贼启超”,写诗说他是食父食母的“枭”和“獍”。⑦再如,徐复观曾求学于熊十力。四九鼎革,熊十力写信劝弟子与自己一并留在大陆,遭到拒绝。徐复观甚至认为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一书乃是刻意为巴结新政权而作。政治取向各异,熊亦不堪此辱,遂致信学界及门人弟子,不再以徐复观为弟子,而改称“徐长者复观先生”。⑧

略言之,自民国以来,学界确实“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但这“规矩与尊严”,是自由、宽容与不失原则;而非动辄写“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断绝师生关系,使甫入学之新生学业受阻,乃至有可能因此被整个学界拒之门外——其实,学生可自由选择导师,导师亦可自由选择学生。导师不认可学生人品,自可按正规程序与之“分道扬镳”,而反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非正规程序,针对一新入学硕士,对之造成不必要的法外伤害,个中所牵涉的当下学界生态,实在引人深思。。

图注:熊十力(左)与徐复观(右)因政见不同,而在1949年断绝师生关系

注释

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发公开信与弟子断绝师生关系》,彭湃新闻,2015年9月21日。《人大硕士批外校前辈 被导师发公开信指责为狂徒》,南方都市报,2015年9月21日。

②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06,P88-89。

③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褀》,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P32-33。

④季羡林,《清华园日记》,1932年10月13日;1932年12月10日;1933年2月8日;1933年3月13日;1943年3月20日。

⑤张信,《路漫漫其修远兮——学史人生三十年之回顾》,收录于《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P86。

⑥林华,晓涛,《汪荣祖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⑦康有为原诗:“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原注: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

⑧熊十力,《致张丕介、胡秋原、唐君毅、钱穆》,1949年9月24日。收录于《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P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