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俊峰

学生时代的孙俊峰

对话人物

孙俊峰，1988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目前是上海某装修公司合伙人、工长。

对话背景

华商报6月19日讯  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孙俊峰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机会，带着4名装修工人到上海创业。他曾站在街边举牌，也曾去小装修公司接活，曾被工人敲诈，也曾接过亏本的买卖。虽然被称为“工长”，却因技术不熟练，只能干“小工”的活。今年年初，他的团队加入上海某装修公司，如今每月能拿下20多个工地，营业流水超百万。日前，北大硕士毕业后干装修的新闻引发争议。18日，孙俊峰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讲述了自己这一年的心路历程。他一再强调自己并非成功者，认为社会不应千人一面，应该有人去做些“不那么踏实的事”。

初衷

研三时做工人研究 希望改变工人处境

华商报：你毕业于北大社会学系，怎么会去做装修？

孙俊峰：其实我曾经也想过从事公职。社会学系从事公职比较容易，我读研二时，曾在中山市共青团挂职半年，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业余培训。因为有挂职经历，毕业前有很多选调机会。但我觉得公务员是一个巨大的层级很多的科层体制，个人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做装修的话，也许我的发挥空间更大，对社会的改变作用更大。

华商报：之前接触过装修吗？

孙俊峰：我父亲就是做装修的，他是油漆工。而社会学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工人研究。2013年下半年，我读研三时去深圳的一个工地做了一个多月的参与式观察——我应聘上装修工，当时要翻新一个厂房，因为没经验，我只能从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做起，当刷漆工，把破烂的栏杆用砂纸擦干净，刷防锈漆。后来也做一些苦活，批腻子、刮墙，粉尘很大，收工了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坐公交车都被人嫌弃，有座位都不敢坐。我发现，装修行业在中国是有点问题的，在国外，装修工人薪水很高，而装修材料很便宜，但在国内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认为材料重要，装修工人不重要，他们收入低，还得不到尊重。当时就想，如果我去做这个行业，也许能改变工人的处境。

华商报：家人怎么看你的选择？

孙俊峰：家人非常反对。我初中时，父亲为了让我体验生活，带我去干过活。不过他是把这作为反面教材：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做这行。我父亲认为，装修工是最低贱的活，不符合北大毕业生的身份。他期望我能考公务员，结果我去干装修，让他觉得很丢脸、很失望。现在他虽然态度缓和了一些，但还是不认可。

华商报：有人认为，北大硕士做装修是资源浪费。

孙俊峰：北大毕业就一定要当公务员，一定要去大企业工作吗？这是一种偏见。我去做装修，会和普通工人不一样，会更关注一些之前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工人的尊严问题。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存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歧视，我希望改变这种局面。我受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影响较大，我认为全民皆以工商利益为主、千人一面是不应该的，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被人看来不那么踏实的事。

起步

带4个工人去上海打“游击”

华商报：你的装修事业是怎么起步的？你都做些什么？

孙俊峰：最初有4个工人跟着我从深圳到了上海做家装，都是当时我做参与式观察认识的。因为人少，我们工种都不全，连水电工都没有。后来，他们都拉自己的老乡进来跟我干，核心团队慢慢发展到20人。

一开始比较辛苦，我就在路边举牌，或是去小装修公司接活。上海人管我们叫“游击队”，我就是“游击队长”。我负责接活谈单，缺工人时我也要干活。不过因为我技术不太好，能做的都是一些小工的活。比如，擦墙刮墙，开槽第一遍拿冲击钻开凿是我干，之后有点技术含量的活都得由工人朋友来做。

华商报：为什么选在上海？

孙俊峰：有几个原因吧，一方面考虑我的工人群体，他们多是安徽、江苏人；我是浙江人，在上海工作也能离家近一些；我觉得上海业主应该是最挑剔的，如果能把上海业主搞定，其他地方的业主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先难后易嘛。

华商报：顺利吗？

孙俊峰：一开始很艰难。因为人手不够，在街边招了两个工人，他们又叫了几个人来，赖着不走，甚至威胁业主，我只好自掏腰包息事宁人。装修过程中还遇到“拆墙党”(编者注：垄断小区住宅装修过程中敲墙、打洞等施工业务，强行收取高额施工费用的人)要来打架……最艰难的时候，拉不到活，拿不到钱，发不出工资。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这些工人朋友的信任，那时接活少，结钱慢，他们还是支持我。

华商报：还记得接到的第一单是做什么吗？挣了多少钱？

孙俊峰：第一单是装修一户60平米的老房子，当时我没经验，谈单能力差，业主杀价很厉害，我们干了一个多月，平均每个人才分到几千元。现在回头看，完全是亏本的买卖。

发展

成为互联网装修公司合伙人 每月最多直接盯6个工地

华商报：有报道说你现在“每月能拿下20多个工地，营业额超百万”？

孙俊峰：流水超百万是真的，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今年年初，我带着工人加入了一间互联网装修公司，我算是合伙人和工长，负责管理施工方面的工作。因为有互联网平台，所以订单量上升了，我和我下面的小工长盯的项目总流水超过了百万。我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多，我做工长，自己每个月直接盯的工地最多6个。

华商报：当公司合伙人了，还要亲自干活吗？

孙俊峰：干活很重要。我打的是和工人紧密合作的牌，他们可能会觉得“孙工升官发财了”，但我要证明并不是这样，我还是和你们一起。有时人手不足时我也会顶上，不过我的技术还是不怎么样，还是只能做些粗活。

华商报：你已在上海买房了？

孙俊峰：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房子有上千万的，也有很便宜的。我买的是后者，很小的房子，而且只是付了首付。准确来说，我的房子在上海的边缘，甚至快到江苏了。很偏僻，下地铁后还要打黑车，连出租车都没有。之前的一些报道把我包装成成功人士，我并不认为自己成功了，我只是在做一些普通的、自己想做的事。

梦想

让工人接子女到上海上学 能在上海买房

华商报：对于未来，你有什么计划吗？

孙俊峰：我希望能探索运用互联网模式，提升工人的收入。有时我会和工人谈我的梦想：会有一天，你的孩子能来上海上学，你能够指着一间房子对别人讲我已经付了首付。我希望我的工人能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当然，短时间内没办法做出惊天动地的改变，只能一步步走。

华商报：工人理解你的梦想吗？

孙俊峰：了解我的人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不了解的人可能觉得我在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