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古今图书集成”现身平江

红网岳阳站5月20日讯（分站记者 李婷）近日，记者在平江县图书馆见到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四部丛刊》等大部头书，共1.3万册。据平江县图书馆吴馆长介绍，这两部书，是“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民族文化之宝，是我国现存此类书中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图书。

在吴馆长的介绍下，记者了解了这套书的来源，而且还知道了这套书收藏今天能收在平江图书馆的曲折故事。

“国宝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死也要带走”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了。与北平近在咫尺的天津也岌岌可危。当时，有一位湖南平江县的人士余翕耽，时任天津市高级法庭首席检察官，国难当头，却又无力回天，正心急如焚。恰在此时，一位已成了汉奸的故友来了封“一片好心”的劝降书，看完信，余火冒三丈，不禁拍桌大骂无耻。

余翕耽先生早年考取了官费留学，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后来，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革命，几十年奋斗，怎么能有一天会背叛民族，为众人所不耻？然而，大兵压境，进退两难，犹豫再三，他决定丢掉一切，弃职还乡。

兵荒马乱，路途遥远，官职家业尚可舍弃，但余翕耽还有一件舍不得的事，就是这些年来省吃俭用。以重金购置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还有《四部丛刊》等大量古籍，假如留下来，就必然落在日本人手里。必须把它们带走！可是，这是何等不易的事。朋友们劝他，妻子也劝他，可余说：“家具、衣物都可以不要，这些书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冒死也要运回去！”

一次悲壮的“护书”之旅

这真是一次悲壮的“护书”之旅。书，从天津海运到上海，又从上海坐火车到长沙。一路险情不断，生命都难以保证，但余翕耽还是像命根子一样看护这些古籍。无法走直路，只好先将书运到位于常宁县的女婿家。

直到1941年，他才沿汨罗江而上，往平江进发。当故乡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忍不住激动得流泪了。然而，船又被当时驻平江的国民党杨森部队扣押。说是要查禁，余翕耽径直奔杨森府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得以放行。到冬天寒风骤起的时候，他和书终于回到了老家爽口低坪。

之后，余翕耽先生的一生就在这里度过。在安排好生活杂事之余。他总是看书，人称“书痴”。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收藏的书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集我古今图书大成之巨著——经8年抗战，日寇兵焚之余，尚能保全。十分不易……我庸碌一生，上未能报国，下愧对桑梓父老。所幸能保存这些国宝，得以遗后人传世，吾愿足矣！”

书籍在厄运中保存了下来

上世纪50年代初，余翕耽先生留着眼泪，留下两个书籍作纪念。把这些古籍全交给了政府。县文化馆的干部老苏，将200来箱书运到了县里。但是，随着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书籍又面临厄运，一些“破四旧”的红卫兵”来了。他们把这些书从楼上丢下来，开始烧毁。一时难以烧完，就贴上封条，就地封存。所幸的是，等红卫兵一走老苏和文化馆的干部从烈火中抢出来未烧完的残本。晚上，再和楼上封存的那些书一起全部藏入天花板隔层的顶楼中。

然而，《古今图书集成》的厄运还未了结。第二年，来了一名工宣队员领导文化馆，清理藏书时，他发现了这些书，就身先士卒，将古籍一箱一箱往楼下扔。当时有一位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青年李团生。壮着胆子说：“头儿，扔坏了书，要不得！”工宣队员大为生气：“这些封存旧货色有什么用？卖掉算了。”下午，李团生和文化馆一些工作人员赶快把古籍藏入一间杂物房里，另外拖一板车废书废纸送到废品站，卖了20元钱，交给食堂“打牙祭”，才使那些书幸免于难。

价值连城的“国宝”望重视

“文革”后，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了。然而，古籍又遇到另外的麻烦。其山川典、神异典又被外县某“重要人物”借走38本，连借条都没有。平江县有关部门想尽办法，在1993年6月将其追回。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一些爱护名族文化的普通人的保护，《古今图书集成》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据平江县图书馆吴馆长介绍：《古今图书集成》是清代经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组织编撰，有着六大汇编、32典、1万卷的图书集成，且《永乐大典》遭到八国联军洗劫后，《古今图书集成》就成了我们国内现存此类书中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图书。

为了让这套书能发扬光大，需要投入一定财力、物力、人力，但囿于资金紧缺，历年经费仅能开展一些基本维护，1万余册古籍堆放在120余只老式樟木箱中，没有恒温设施，与古籍保存的要求标准有差距。此外要整理这套丛书，还需要相当的费用。

平江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县财政要再拿钱很难。吴馆长希望省市和国家有关部门能进一步加强对这份价值连城的“国宝”的重视，在资金上增加投入。他说：“这是一套在国难烽火中抢救出来的国宝，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套丛书的价值，也有责任对得起那些为保存它而付出一切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