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公务员”似乎一直是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他们看到的是福利待遇，体面安稳；而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不愿意忍受低工资，因为还有对更广阔前途的向往。

有数据表明，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近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热也有所降低。与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现在的离职现象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无论如何，让优秀的人才自由流动，为他们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青年报4月3日讯 只待一纸批文，任明就将离开他工作了17个年头的法院，成为一名律师。

任明是中部某地级市中院的一名副庭长，假如辞职成为律师，他的收入起码要加一个“0”。

扔掉铁饭碗，走到体制外，公务员辞职正越来越受关注。前不久，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这让人想到1992年和2003年的公务员辞职潮。

近年来，公务员这一曾经象征着体面、稳定和高福利的职业，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2015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招考人数刷新历史纪录，但是报名人数和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5年来的新低。

几年前，任明也曾动过离职的念头。那时候，离职的想法几乎遭到家人和所有朋友的反对，然而今年的辞职，迄今为止却只有一个朋友反对。

虽然官员辞职的消息不时出现，但对于大多数一般事务性的公务员来说，离职能否成“潮”仍待观察。“毕竟公务员还是稳定、体面，而且大部分非技术类的公务员辞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拥有1000多个成员的“公务员辞职共勉群”QQ群主李志说。

好日子过去了

刚刚辞职的时候，毛平有些不习惯，“忽然之间没上级、没束缚了，不知道向谁汇报”。

辞职之前，毛平已经在东部某市的家乡做了十多年的公务员，是城建系统内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这份职业曾带给他体面、安稳的生活，近年来，他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收入偏低，晋升无望，在体制内要做点事情又很难，最终毛平选择了离开，“最起码收入会翻很多倍”。

毛平心中，值得怀念的公务员黄金时代还要追溯到他刚刚考上公务员的时候。那是2002年，当时的毛平已经在一家改制后的央企里工作超过10年。因为历史负担重，企业的收入很低，看着一茬茬的年轻人学会技术就选择离开，毛平觉得前途无望，于是回老家考了公务员。

那正是公务员热的前夜。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逐年增加的毕业生在日后逐步成为公务员考试的主力军。虽然与正在崛起的外企白领和央企相比，公务员并未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但稳定和体面仍然让公务员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到2001年，参加考试的人数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而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至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

“选择考公务员的时候就是考虑稳定，那时候考上公务员大家都很羡慕。”虽然是从北京回到地方，毛平的收入却不降反升。他在北京的时候年收入六万多元，在老家，算上各种福利补贴，还有招商引资的奖金，一年能达到十几万元。

公务员的工作让毛平过上了安稳而体面的生活。考上公务员的第二年，毛平还解决了副科级待遇，并很快买了房子，体制内的身份也让他觉得很有面子。虽然2008年的时候，阳光工资开始实行，诸如招商引资奖金这样的收入被砍掉，但与金融危机中的企业相比，公务员“安稳”的生活还是让人觉得踏实。

2013年开始，事情起了变化。“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强力反腐也波及了毛平所在的城市，这个经历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数名重要官员落马，城建系统看上去变得有些危险。

体制内特有的一些压力也让他时常感到精神紧张。身在建设系统，他曾经被委派负责过修补群众的安置房，“可有些安置房，施工单位本身用料就有问题，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好的”。有时候，毛平还要被派去做接待上访者的工作，假如访民闹到领导那儿，他又要被批评一顿，“可这是我能解决的吗?”

唯一稳定没变的就是基本工资和副科级了。毛平算了算，自己如今的年收入加起来只有8万元左右，提拔似乎也没什么指望，虽然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可在毛平看来，升迁很多时候要看领导而不是专业。

先行者不断出现，2013年年底，毛平提出辞职，没能成功。2014年5月，毛平又一次提出辞职，这次他终于成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几岁了，再晚一些，真没有出来的必要了”。

法官的困惑

任明是10年来他所在法院第一个提出辞职的副庭长。

相比其他公务员岗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尤其是法官，正持续出现较大数量的人员流失。2014年年初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曾介绍，5年来北京法院系统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2014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则指出，5年来，上海法院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2013年达到了74人。而另据上海市高院统计，2014年上海流失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了86人。

任明算是庭里的业务骨干了，去年，他一个人办了100多件案子，带着合议庭3个人，一共做了大概300件案子。每天加班工作10小时以上，没有完整的周末几乎是他的工作常态，“假如每个案子都开一次庭的话，一年就300多个庭，算下来我几乎每天都要开庭。而作为副庭长，我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开会研究案件，还有很多宣传、调研的任务，很多案件的文书都要带回家加班写”。

与之相比，同在一个城市的律师，一年正常办案的数量也就是十几件。能办到30～50件的律师，就算是工作量很大了，而这样的律师通常会配备五六个助手。

繁重的任务对应的收入却并不算高。我国法官的收入目前仍然是参照公务员体系，按照行政级别来定收入。

任明说，在当地，一个成熟法官“非常轻松”就能在公司找到年薪30多万元的工作。而任明辞职后，可预期的收入起码要比现在多加一个“0”。

活儿多钱少，晋升空间狭窄，这是法官们面临的普遍情况。一名刚刚进入北京某法院工作一年多的公务员告诉记者，看着一个师兄从法院离开到律师事务所，一年挣了两百多万元，自己每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另一个刚刚离职的安徽法官则告诉记者，假如还留在体制内，她可能也希望调到其他政府部门，“法官太累了”。

当然，收入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任明也明白，无论在哪儿，大牌律师的收入肯定都高于法官，而法官们更多的是从职业荣誉感中获得满足。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去地方化、司法人员精英化被视为改革方向，任明说自己其实很看好这次改革。

虽然改革对所有法律从业者都是很有利的，但任明觉得，体制内的改革掣肘太多，反而律师会先享受到司改的红利。他也注意到，虽然所在城市还没有多少法官辞职，但北京上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官离职潮。任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信号，说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偶尔，任明也会觉得遗憾，他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法官，而不是律师，只是时代变了，“这是一个出大律师的年代”。

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

离开政府部门后，毛平去了一家工程公司做政府项目，做的工作和以前相关。他坦言，对方是看重自己的体制内经历，“懂得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

像毛平一样依靠体制内资源积累跳槽到企业，实际上是很多官员的选择。2013年9月，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职，担任格力副总裁。2014年3月，杭州金融办副主任俞胜法加盟阿里巴巴。俞胜法2004年6月起任杭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副董事长、行长等职。2014年5月，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原新闻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副总裁，主管市场及公关工作。

此外，如任明一样的技术性人才转型也很容易。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法制工作处副处长薛强就辞职加入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在加入众达之前，薛强曾负责起草国家发改委反垄断相关规章和文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工作。而薛强加入的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一直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擅长业务。据财新披露，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目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也不下20人。

然而，对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来说，离职后能做什么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纠结来纠结去，就是不知道自己离开体制还能干什么。”李志说。

一年半以前，在镇党委办工作的李志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机关里的生活，于是在QQ上组了一个“公务员辞职共勉群”。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大家相互吐槽，讨论出路。后来人数慢慢增加，在媒体介入报道之后，越来越多想辞职的和辞职的人加了群，最多的一天有500多人加入。

异地、太辛苦、工资低、压抑、提拔无望，看多了进进出出的围城心态，李志觉得，可能很难出现所谓的“离职潮”，因为大多数基层公务员进入体制后，很难找到心仪的下家，“没有一技之长”。

去年，《解放日报》曾经刊登了一位80后公务员的辞职自述。这位公务员说，“碌碌无为过7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

离职以后的毛平对此也深有感触，他甚至会劝说相熟的老板不要招只呆过办公室的公务员，“体制里的分工太细，很封闭，能力很难得到提升”。

“辞职是好事”

“八项规定”、反腐风暴、养老金并轨……越来越细致的规定正让考公务员的热情降低。

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然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总体来讲，公务员报名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社会不应该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认为，政府把所有人才都吸引到体制内，这本身就不太正常，“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往政府走，这说明社会没有提供一流人才发挥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大家都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享受到这种机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认为，“公务员辞职其实是好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应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

历史上两次大的离职潮，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停薪留职，下海创业。当时下海失败，还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另一次是2003年前后，政府部门合并，也有一批人以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市场秩序和管理都比较规范，并且想要下海经商办企业，没有几把刷子和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再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庄德水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等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成为公务员离职的主要理由。而除非是法官这样的专业人才，一般的事务性公务员辞职成本很高。

不过，如何激励体制内专业性人才，以及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的问题仍然存在。

毛平就觉得，旧的收入被压缩了，却一直没有新的补偿，影响公务员工作的动力，“这样下去，可能很多本来不在乎收入的就混日子，懒政，你也很难治理，因为标准太难定了，可干可不干我就不干”。

庄德水认为，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和绩效考核体制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业务岗位人才的薪酬。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