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3月13日报道 马克思有句名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句话到了中国，至少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语”所指几乎就是英语——一门让中国人爱恨交加的语言。
不久前，英孚教育发布《2014年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以下简称“EPI报告”)。报告得出的一条结论引起舆论哗然：该报告指出，上海、北京等城市的英语水平提升迅猛，已经逼近或超过香港。这样的调查结论，在普通大众、英语学术圈里均引发不小的震动。相信、质疑，各有人在。
英孚教育首席教学体验官Enio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EPI指标测量和评估了全球多个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水平，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国际化视角去审视中国英语教学和应用。EPI报告针对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75万名成人进行英语熟练度调查。调查显示，北欧地区成人英语水平最高，而中国大陆排名第37位，属于低熟练度水平。
从EPI报告引发的争论可以看到，英语在中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种语言。中国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这门世界通用语，但是，当各种考核、各种门槛越是强调英语的重要性，却越是给大多数中国人平添烦恼与自卑。
事实上，被英语自卑感折磨的远远不止中国人。
如果你到日本或者韩国旅行，面对你的英语提问，你很可能得到当地人一脸惊恐的回应，许多年轻人也羞于使用英语回答。日本和韩国是亚洲经济水平、教育程度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甚至曾因战争而深受英语国家的影响，但仍然未能摆脱英语自卑感。
同样是在亚洲，英语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却大行其道，尽管他们的口音已经远远偏离英语原本的轨道很远，但这毫不影响他们用这种本土化的英文自信地与世界交流。
英语自卑感的形成，有着复杂而神秘的原因，要想甩掉它，显然也不会简单。但无论怎样，世界的融合至今没有改变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为此，我们只好在甩掉英语自卑感的道路上，且行且努力。
上海是如何超过香港的？
EPI报告已连续发布第四年，但这一次，争议不小。
最大的争议集中在，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香港的英语水平持续下滑。与此同时，中国大陆英语熟练度不断提升，北京、上海等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正逐步发展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商务枢纽。2014年国际金融中心的最新排名显示，上海首度与香港并列第五，而在成人英语熟练度表现上更是以微弱优势领先香港。
回想起2013年，麦肯锡香港分公司执行合伙人倪以理说过，相比香港本地的毕业生，大陆优秀的毕业生普通话和英语水平均显出众，因而更受到麦肯锡青睐。当时，这一言论登上各报头版，也引发热议。
Enio解释道，英语虽然是香港的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但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英语不再是香港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香港居民的英语能力有所下滑。
“回归前，香港只有12%的学校用广东话和普通话教授课程，而回归后的1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70%。同时，上海先后召开了世博会、建立自贸区，以及越来越多的外企进驻于此。”Enio表示，这是此消彼长的结果。
另一方面，此次EPI报告中也分析道：“中国(内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认识到了英语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在私人英语教育上的投入很大。另外，前往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比以往更多，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去的都是讲英语的国家。”
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学生在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口语的自信度上不会输给上海学生。
作为英语教育专家，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导蔡基刚也关注到了EPI报告引发的争论。蔡基刚向《新民周刊》剖析了他对这份报告的理解。
蔡基刚认为，英孚的报告基于两个抽样调查，一是英孚在世界各地的培训机构，组织学员上网完成测试，二是让当地网民自由上网完成测试。另外，此次测试的主要是听力和阅读两块，并没有测试包括能够直接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学术英语和行业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例如，在香港，商店的营业员英语听说水平明显高于上海，他们可以直接用英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香港高校的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明显高于上海，他们是全英语环境，直接用英语从事学习和研究。
不过，蔡基刚也肯定了上海成人英语水平在全国领先的地位。据他分析，主要有五大原因：第一，上海的中小英语教学发展较快。上海小学生不仅从一年级就有英语课，而且在2001年，市教委制定《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学实施意见(试行)》，提出了“初中生的英语阅读量为30万单词，高中生累计60万单词以上。初中生掌握英语单词3000个，高中毕业生5000个(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3000)”的要求。
第二，上海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上海高校已开展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的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提出了相当于托福考试的语言要求。
第三，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高校的全英语课程和国际化课程的比例相当高，外籍教师授专业课和运用原版英语教材的比例也很高。
第四，上海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战略(或走出去战略)的程度也较高。如在建成国际金融、国际航运和科技创新等五个中心中，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截止到2014年10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4家，其中亚太区总部24家。另一方面，上海企业对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额在各省市也是名列前茅，这些经济活动直接刺激了外语培养需求。
第五，上海城市的整体生活和消费水平较高，出国留学、游学和境外旅游的平均人数都是全国第一。越来越多的上海家庭在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送他们到美国或澳大利亚读大学。根据《2014年中国互联网学习行业报告》，最关注出国考试的省市中，上海第一，其次是浙江和北京。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自2012年以来，亚洲其他城市如东京的英语熟练度也在持续下滑中，但还是稍高于上海。这与人们对日本人英语不是很好的印象也有所不同。
根据蔡基刚的观点，日本人一直把英语定位为“工具”。日本以“外语作为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的工具，在经济发展上作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我国各阶段的外语教学一直把外语当做学习的对象、升学或晋升的手段和提高人文素质的途径。
蔡基刚表示：“日本科学家之所以能从1949年起获得了22个诺贝尔奖，与日本大学生具有很强的专业领域内英语读写能力有很大关系。日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世界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平均水平超过中国。”
Enio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日本大学生的听说能力或许不比中国大学生强，但在利用英文材料上可能更得心应手。
语言门槛永远在
饱受英语折磨的人常会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既然中国经济崛起、影响力上升，英语总有一天会变得不再重要。可惜，这个奢望在很长的时间里恐怕无法实现。
不仅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将英语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即便是在语言上抱着感优心态的欧洲人，如果英语不好，也会在很多国际交流的重要场合“吃亏”。
英国《金融时报》的作者英国人西蒙·库柏撰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从他的细致描述中，可以看到英语今天在世界交流中的不败地位。西蒙注意到，“新增加的说英语的人，大多数讲的不是地道的英语”。西蒙描述说：他们讲的是“全球语”(Globish)——一种简单、乏味、词汇量极少、没有习语的英语。“例如，在我参加的某次会议上，大多数欧洲人都讲全球语。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站起来后，就用平板的语调，朗读仿佛是用机器翻译成英语的演讲稿。他们的口音让人不知所云。主办者有时恳请他们用母语发言，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每个演讲者都在开口的一分钟内失去了听众。而只要母语是英语的人一开口，人们就会静下来听讲。这些人侃侃而谈，妙语如珠，还不时开个玩笑。他们并不比外国人聪明，只是听上去如此，所以人们会听他们讲话。”
西蒙说：“讲全球语的人往往很难理解纯正的英语。习语、断句、引用电视节目的话，以及英国人拐弯抹角的表述习惯，常常让他们摸不着头脑。”非英语国家人们的英语越是蹩脚，越是让西蒙这样的人受益：“蹩脚的英语在全球盛行，帮助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跟着得势。”
世界范围内，从1919年起，英语就在不断入侵国际舞台。当时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就是以英语和法语写就的。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兴起、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诞生以及中国的开放，都有利于英语开拓它的“语言疆域”。
根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的数据，全球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说英语。
而在中国，蔡基刚指出，中国英语教学最好的历史水平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1932年颁布的《高中英语教学大纲》对词汇量要求是8000。大学新生的高水平英语保证了当时的高校能普遍直接使用世界最先进的教材，引进世界一流专家授课。
由于教学、科研与世界一流水平直接接轨，到了1934年，当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等都挤进了世界名校的前100名(现在的清华和北大都在200名后)，培养了如杨振宁和李政道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949年后，由于中国与苏联外交关系的密切，各年龄段的英语教学几乎全停，改为俄语，直到1956年才开始恢复。
到了1980年代，“英语热”再次在中国掀起。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晚6点20分，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通过电视台播放，许多城市家庭的客厅里响起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这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国内的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同时，英语也进入了主流生活。1984年英语成为高考的一门主课。17年后，有条件的城市中开始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1987年，中国大学开始英语四级考试。大批非外语专业学生开始苦读英语。1986年，职称评定开始和英语挂钩。越来越多的人捧起了早已遗忘的英语课本。
北京申奥成功后，学习英语的热度再次升温，学生的构成也迅速扩大到儿童、上班族，以及生活在大城市的广大市民。时任北京市长刘淇就曾经在讲话中说：“我是学俄语的，但是现在也正在和市民们一起学英语。”
李阳的大嗓门，是那个时代的注脚。
“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我最能干!我最能吃苦!我一定能成功!”导演张元1998年摄制的纪录片《疯狂英语》中，李阳带着学生们边晨跑边大声自励。一转眼，他出现在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的塑像前，拍着身边他请来的外教的肩膀，开起玩笑：“要利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对不对?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我希望他听不懂!”
英语热潮在中国“肆虐”30年后，如今，Yes、OK、Byebye这些简单的英语单词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即便是年纪很大的人也能脱口而出。
24岁后的尴尬
出现在中国的英语热潮，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奇观”，但中国人对于花费大量精力学习的这门语言，却感情复杂。
“学英语有什么用?”在一项网络调查中，83%的人认为可以“找个好工作”，65.8%的人觉得要靠它“考试升学”，62%的人指着借此“提拔晋升”。
蔡基刚毫不客气地指出，在评价英语水平方面，中国陷入了误区，中国的英语学习热是华而不实的，搞花架子。
“我们总认为中国学生在托福雅思考试方面名列前茅，中国人的英语发音漂亮，在许多世界级的英语演讲比赛和辩论赛过关斩将，屡获名次。但我们忘了一点：学习英语是为了什么?如果以用英语作为工具满足国家的国际化战略需求(即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为目的，我国的英语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连越南和泰国都不如。”
蔡基刚进一步分析道，英孚的成人熟练度指标表明，上海等地的成人英语水平在大幅度提高，但还有几个没有正式公布的数据却让人难堪：首先，中国成人英语水平最高的时段是从18岁到大学毕业这个年龄段，到了24岁后就走下坡路，英语水平逐渐退化，“而亚洲成人这种英语水平下跌情况直到接近40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学的英语并没有用到工作中，莘莘学子学了十几年的英语主要是为了考试，这才是最大的费时低效工程。”
而在行业方面，中国公司员工的英语水平也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信息技术和软件领域，中国员工英语水平指数只有46，远低于越南的62和台湾地区的58。这验证了教育部高教司前司长张尧学的调查，印度软件行业的从业人员远少于中国，但他们的出口却是中国的6倍多。
中国内地城市成人英语水平究竟怎样?英孚最近提供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工具。Enio介绍，这个名为EF Standard English Test(EFSET)的测试工具，是全球首个免费标准型英语测试系统，允许英语学习者在网上任何时间进行高水平的标准型英语测试，精确评估自己的英语水平。之后的EPI报告中，英孚将引入EFSET的数据，这样，关于中国成人普遍的英语水平状况，会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报告。
国家政策影响英语能力
当民间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上海人英语水平怎么可能超过香港人”时，漩涡中的Enio却在用另一个视角解读报告。按照Enio的解释，EPI报告的初衷是：“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英语熟练度指数，用这个指数可以更快知道政府政策怎么积极影响到我们语言学习上，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和加快语言学习。”
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英语熟练度与收入、生活质量、经商便利度和国际贸易之间都高度相关，这种相关性从长期来看非常稳定。Enio为记者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波兰是全球第一个拥有教育部的国家。1999年，波兰第一次推行教育改革，将重心放在数学、科学、阅读能力，以及英语能力上。当年教改的成果十分显著，波兰的英语熟练度指标始终位列全球前列，今年排名第6。
Enio相信，这些国家的英语水平提升，与政府的决策有很大关系。“同样情况的还有马来西亚(第12位)和新加坡(第13位)。马来西亚在20年前就决定重视英文的教学，2002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决定所有的数学和科学课程用英语进行授课。而新加坡则早在1987年就决定所有学科都用英语授课，且英语是其官方语言，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三个案例足以证明一门通用语言，可以加速经济的全球化和发展，而经济的全球化又能加速语言的提高和熟练度。
反观中国。得益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对英语培训的大力投入，以及借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普及国内英语培训，中国的英语熟练度呈稳定增势，较7年前有2.5分以上的增幅。但是，中国的成人英语熟练度仍维持在较低水平。
蔡基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外语教学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
“当初教育部门建立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体系，尽管因此出现了新的考试热，但却把大学英语引向了疯狂的应试教学道路。本世纪后，应试教学倾向得到了遏制，但教育部门又给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非语言功能，如要注重提高人文素质，要传承中国文化。”蔡基刚说，“周边国家和地区都把英语当成一门工具，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但我们的外语教学反对工具的说法，把学习外语看成是为了本体研究和素质提高。”
有效的教育政策才能切实提高人们的英语水平，如若不然，就会陷入韩国式的尴尬：在人均英语教育投资上，韩国是全世界花钱最多的国家，但在投资结果上，他们英语熟练度却有所下降。
蔡基刚提出，从国家外语能力要求考虑，首先需要规划大学外语教育，明确大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语言能力。“语言学家发现，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只有达到8000词汇量，每分钟150至200词的阅读速度才能读懂一般难度的文章，因此日本规定大学生词汇量约13200个词;俄罗斯大学生词汇累计总量为15500个。而我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词汇量要求为4500，阅读要求每分钟100词。同样，如果要大学生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对中小学外语教学提出要求，如日本规定中学生需掌握约6000个词，俄罗斯中学生词汇量要求是9000个，也就是由上而下设计。而我们现在倒过来做，中小学可以自行决定，为考虑减轻学生负担或减轻对母语的冲击，北京市教委提出把高考词汇要求从原来的3500降至3000。”
蔡基刚认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就应该真正把外语当成一门工具，汲取和交流世界最新的科技经济文化的信息，提高我国各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而不应当对外语承载太多的非语言作用。“我国的外语教学，尤其是高校英语教学应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工作的能力。”蔡基刚表示，外语教学可分成通用英语教学和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前者是为一般交际目的，因此语言要求较低，主要是听说能力，后者是为专业学习和工作目的的，语言要求较高，除了听说，还要有较强的读写能力。”
可喜的是，中国的外语教学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2013年3月，上海市教委发文批准了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以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为核心的教学大纲，在全市26所高校全面开展改革试点;2014年12月，一个旨在满足国家国际化战略需求的中国英语工作能力考试正式诞生;2015年1月，一个旨在推动大学生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工作，培养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国际竞争性人才的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正式成立。
蔡基刚表示，如果按这个路子走，上海市乃至全国的成人英语水平提高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记者 应琛 实习生 张雯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