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工梁秋莎一直往返于香港与广州之间，服务穗港跨境婚姻家庭。

羊城晚报1月31日报道　周五，香港社工梁秋莎又准时出现在位于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街的穗港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这是她往返穗港做跨境家庭服务的第18个年头。每月往返数次，她笑称自己给广九直通车“贡献”了近30万元车费，不过，能为超过2000个穗港家庭作深度跟踪服务，她觉得这路费没有白花。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1986年，有15776名香港籍男性与内地女性登记结婚，仅有675名港女“下嫁”大陆男;2013年,娶内地女性为妻的港男人数为19166人,而港女“北嫁”则在27年间增长了10倍，达7444人。

近30年来，累计超过100万人步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婚姻，他们故事的背后是内地与香港经济差距迅速缩小而带来的价值观、婚姻观的碰撞与变化。

十几年前，歌手艾敬有首关于跨境恋情的歌，名为《我的1997》，歌里唱道：“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如今，内地居民去香港变得越来越快捷，却有越来越多的跨境婚恋者选择不去香港或者干脆“回流”内地。

观念大变迁

从讲利益到讲感情

作为跨境婚姻变化的见证人，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下称“国际社”)内地服务发展总监梁秋莎在跨境婚姻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

被人称为“梁姑娘”的她，从1998年起，便开始到广州做穗港婚姻家庭辅导。梁秋莎说，30年前，跨境婚恋中的内地人一边倒地向往着香港，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如老夫少妻、未婚同居生育、包二奶等;但现在内地人与港人的婚姻，少了利益的衡量，多了感情的掂量，少了强弱分明的对垒，多了到底在哪边工作生活的纠结。

上世纪80—90年代

“老夫少妻”团圆难

梁秋莎说，1998年，香港已经回归，但由于政策原因，即使已经与香港人结婚，要想赴港定居，内地居民还是要经历一个平均长达8年的“轮候期”，最高峰时，这个轮候期长达12年。因此，那时她接触的个案，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夫妻双方盼团圆盼到“颈长”。

“那个年代，很多都是女子经人介绍认识香港人，见了几次面就开始了同居关系，进而结婚(也有的一直未登记结婚，不过按1998年以前的婚姻法，可归为事实婚姻)。这类婚姻中，女方多数的心态都是——嫁了港客，能出去就好。不管对方是老是嫩、有钱没钱、对自己是好是坏。”梁秋莎说，这类婚姻也常与“老夫少妻”、“家庭暴力”等负面标签挂钩。

梁秋莎记得有不少这样的个案：男方在香港做最底层的泥水工或看更员，一个月8000元港币左右的收入，但这在当时内地人的眼中已是“天文数字”。

“当年(上世纪80年代)内地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而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00∶130。男方在香港是典型的草根阶层，回来相亲时却穿西装打领带，在女家看来，这就是富豪了。由于当时两地信息资讯不对称，女方对男方的期望很高，见面便给男方施加不少压力，久而久之，男方开始逃避，先是减少回乡次数，继而索性‘玩失踪’，这时，女方便哭哭啼啼、拖家带口地到辅导中心拍门求助。”梁秋莎回忆道。

家住白云区的玲姐就是这类跨境婚姻的牺牲品。1995年，玲姐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嫁给了香港人阿江。婚后，阿江每月给玲姐1000多元家用，还一次性花20多万元在广园路买了套住房。他们结婚次年生下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1997年，阿江对玲姐说，想要换一套大房子，先要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结果阿江带着卖房款回港后就再也没了人影，连儿子的证件也被他带走了。还是在穗港及海外分隔家庭辅导中心社工的帮助下，玲姐才给儿子补办了广州户口等证件。

类似的“粤港儿”的户口、读书、心理问题，可以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境婚姻衍生出的普遍问题。

在梁秋莎的印象中，“当年找我做婚姻辅导的，100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是港女”。据香港官方统计数据，1996年当年，港男娶内地女人数为24564，港女嫁内地男人数则为1821，比例约为100∶7。

“这里面通过正常方式结识、年纪相当的夫妻肯定也有，不过来找我的一般都是遇到问题的(跨境婚姻)。”梁秋莎补充道。

2000年—2010年

自由行促赴港登记激增

广东公安出入境部门数据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粤港通婚超过1万对，排队轮候持单程证赴港定居人数进入最高峰期。

随着广东经济腾飞，粤港澳三地差距持续收窄，单程证不再一证难求，2002年前后单程证开始出现名额剩余。夫妻团聚类的赴港定居轮候期不断缩短。

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会长陈婉玲分析，从20年的大趋势来看，粤港通婚不再呈上升趋势，而是一直在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香港“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从生活到住房，从找工作到交朋友，为改变生活状况而外嫁的“过埠新娘”，都能感受到移居香港后的压力。

“由于粤港两地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许多外嫁女对香港教育、就业、房屋、法律、医疗等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缺少必要的工作技能，赴港后往往出现生活不适应、找工作难、子女学习跟不上等一系列问题，这几年回流也很突出。”陈婉玲说。

粤港两地的数据还显示，在粤登记的两地通婚数量不断下降，而香港的数据则呈螺旋上升态势，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粤港结婚新人选择去香港登记结婚。对此陈婉玲分析，去香港注册有其便利性，如注册年龄可以比内地法定年龄低(注：香港的婚姻条例规定，年满16周岁、未满21周岁的男女，可在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结婚)。

除了这些原因,梁秋莎认为，赴港注册结婚增多,内地登记数量减少,其实也是信息更加透明与法律意识提升的表现。因为以前两地信息不透明，香港人拿到了无结婚记录证明书，就可以在内地的任何地方登记结婚，因此一些“无良港男”在广州、东莞等地分别登记，享“齐人之福”。随着两地信息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内地人(特别是内地女子)更加懂得保护自己，而选择去香港注册。2003年自由行放开，去香港注册结婚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于是在香港登记结婚的跨境婚姻人数大增。

2010年以后

港女“北嫁”内地优才

2008年，香港受金融危机重创，越来越多港人选择走出去“揾食”，内地人与港人接触的时间、空间更紧密，发展感情、缔结婚姻的几率也相应大增。一方面，“80后”、“90后”在这一阶段进入适婚年龄，他们中部分人的婚姻具有闪恋、闪婚、闪离等特点;另一方面，内地经济发展致人才素质不断提高，也进一步促进港女“北嫁”。

2013年，港女“北嫁”首次突破7000人，与港男“北娶”的比例达到39∶100。

近年，“北娶”港男已从中老年草根工人扩展到青年专才，北上定居家庭也逐年增多。在港星北上内地“掘金”的示范效应下，粤港之间的通婚越来越正常化、普遍化。随着粤港交通和信息交流的迅猛发展，男女相识的方式已不局限于相亲、征婚，更多人通过同学、工作伙伴、网络等形式建立联系，利用“自由行”随时相会，跨境婚姻凸显年轻化特征。

在梁秋莎接触到的个案中，港女的跨境婚姻大多“门当户对”，双方能力与经济收入都相当。有时女方会略好，但男方也是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等“潜力股”。

陈医生是中山大学某附属医院的专科医生，在香港进修时认识了港女阿娇。异地恋在感情升温后变成了跨境婚姻。后来，阿娇考上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而陈医生在国内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双方都难以为爱情牺牲前程。如今小两口最大的烦恼便是要不要孩子、以后在哪里定居生活，每次谈到这个问题，就几乎闹到不欢而散。

梁秋莎为他们做了几次婚姻辅导，她认为这种烦恼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新时代粤港跨境婚姻的主流。这类看似“完美”的跨境婚姻，实则暗藏“黑洞”，双方往往都以事业为重，两地阻隔更使双方减少对家庭的投入，久而久之便无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关系，导致双方不断猜忌、抱怨，令婚姻危机四伏。如果要让跨境婚姻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有一方妥协，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记者曾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