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漫画

两会释放强烈信号

向为官不为亮剑

检察日报3月17日讯  “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上面两段话，均出自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它们都提到同一个关键词——为官不为。

为官不为，不是新表述，也不是新问题;但它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却是史无前例的头一遭。

在统揽全局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及、严词申饬为官不为现象，问题之严重和惩治决心之坚定，可想而知。

“炮火”并没有就此停歇。3月8日，李克强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揭批为官不为，他举例说，去年还有1万多亿的资金存量没有用，一些地方给了钱、批了项目、供应了土地却没有用，就是因为不作为。3月15日，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次重申：既要惩治乱作为，也要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是为官不为啊，必须严肃追责”。

痛斥为官不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止李克强一人。3月9日，刘云山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也狠批为官不为，斥其为“官之耻辱”，并放出狠话，要“加大治庸治懒的力度”。

为官不为现象也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并遭到集体炮轰。

两会，一向被视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为官不为在本次两会上受到千夫所指，释放出明确信号：这一现象已经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治理庸官懒政，已从口头强调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中央马上要对为官不为者开刀了;从惩治乱作为延伸到反对不作为，标志着反腐败正向纵深推进。

为官不为也是腐败

隐性危害正逐渐显现

为官不为现象当然不是时至今日才突然冒出来的。只不过，随着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随着高压反腐的一路高歌猛进，为官不为的积弊和危害也逐渐凸显出来。

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伤害民心……这些后果是显性的，容易判断和察觉。为官不为的真正恐怖之处，在于它的危害往往是隐性的、潜在的，与乱作为相比，更难引起警觉;等问题浮出水面时，往往已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就拿反腐来说，为官不为造成的隐性危害至少有二。

首先，养痈成患，最终酿成“塌方式腐败”恶果。山西就是典型例证。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坦言，山西的严重腐败“是一坨一坨的”，“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他指出，山西发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党不管党，没有从严治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虎为患。四点原因，归结为一点，其实就是：党委没有负起主体责任、纪委没有负起监督责任;说白了，就是为官不为惹的祸。

其次，稀释反腐红利，给人造成反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错觉。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指出，随着反腐力度加大，有的干部礼不收了、饭不吃了、红包不收了，但该做的事也不做了，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了;原来托托人还能解决的事情，现在反而常常被无限期搁置。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产生反腐遏制了乱作为，反过来却又助长了不作为的误解，让人感觉反腐并未给自己真正带来实惠，反而带来了新的不便。

为官不为给改革发展大局造成的隐性危害，也正在逐渐显现。

在两会前召开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谈到两种值得警惕的反常现象，都与为官不为密切相关。第一，从近年来审计情况看，发现有大量资金沉淀;一方面民生需求“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却趴在账上“呼呼大睡”。第二，去年个别领域重大工程投资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国建设用地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这种状况是多年来少有的”。

如果将腐败比作党和政府肌体上的明显硬伤，那么为官不为则是党和政府肌体内的潜伏病菌。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一段时间以来，李克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

五类为官不为

背后潜伏四种不良心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总结出为官不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太极型”，有问题左躲右闪，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划型”，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说唱型”，动口不动手，务虚不务实。

这描述的是为官不为的客观表现。那么，导致为官不为的主观因素又是什么?结合实践分析，四种不良心态值得警惕。

其一，畏惧。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成为新常态，“打虎拍蝇”战果丰硕。这在极大震慑腐败分子的同时，也让一些领导干部患上了“反腐恐惧症”：有问题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无心推进工作;没问题的人则抱着“明哲保身”的错误观念，把反腐倡廉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不去推进工作。比如争资立项，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却以“风声紧了，要求严了”为借口，不跑不争了，甚至有些资金给了、项目批了，也拖着不落实甚至设法推掉。

其二，迷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旧体制没有完全废除，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一些领导干部不学习、不钻研，对新常态严重不适应，思想迷茫、行动失据，于是就抱着“不干事不出事”的心态，尸位素餐、等待观望。

其三，撒娇。正如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所说，过去，一些干部无利不起早，没利不当官;如今，他们对“新底线”“新规矩”表现出不适应，大谈所谓“为官不易”，“这其实是在撒娇”。现实中这种状况确实不罕见。一些官员眼看制度笼子越织越密、作风管束越来越严、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索性满地打滚、为官不为，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

其四，顶牛。本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国务院提前完成了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一些地方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简政放权，原本是既突出“放”又强调“管”，一些患有权力“依赖症”的官员却因为对“放”心怀不满，于是便任性地“一放了之”，以怠行职责的方式搞消极对抗，跟中央顶牛。结果是，乱伸的手缩回来了，监管的眼也闭上了……

完善考核强化问责

根除为官不为毒瘤

为官不为怎么破?

政府工作报告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二是加强监督问责，“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这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以往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监督问责制度，对不作为这种“隐性”失职界定不清、重视不够、监督不严，导致“庸官能混，懒官能撑”;另外，问而无责、考而无据的现象普遍存在，问责和考核常常流于形式，致使为官不为问题蔓延。根除为官不为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机制，划定领导干部“行为红线”，充分发挥考核、问责的导向、激励、约束、惩治功能，让会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坏事的进去。

变化已经在发生。中央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经出台，地方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导向与指标也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一些地方还专门出台了为官不为问责办法，如辽宁，2014年11月就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问责办法(试行)》，明确要求对领导干部8种不作为、7种不担当情形进行追责。公开披露的信息也显示，全国已有数千名为官不为干部受到严肃处理。

向为官不为亮剑，凸显从严治吏新常态。下一步，中央必将腾出更多精力治理不作为。那些依然故我、为官不为的，当心了!（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