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国有大行离职高管7人，股份制银行离职高管5人、离职董事和监事6人，城商行离职董事和监事2人
“珍爱生命，远离银行职场!”银行信贷员小林的QQ签名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却发泄了其对于银行工作的“爱恨交织”。
与小林的签名“遥相呼应”的是上市公司的高管辞职公告和一线员工离职率增加的现实。据《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上市银行的公告进行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20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辞职。此外，深圳地区主做银行业务的猎头Y先生对本报记者表示，仅他手中就有十余位支行长“萝卜”准备跳槽，其中几位支行长已经办理了离职手续，并表示“绝对不愿再回银行体系找工作”。
与此同时，银行其实也悄悄收紧了招聘门槛，原本在招聘启事中似乎可有可无的“无重大岗位风险责任”开始被重点提示，应聘方过往业务有无业绩瑕疵也成为银行关注的焦点。
今年以来12位
上市银行高管辞职
4月16日晚间，浦发银行公告称，公司副董事长、行长朱玉辰先生提出申请，因身体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行长职务，以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而朱玉辰显然不是今年第一位提出辞任的银行家。《证券日报》记者根据上市银行的公告进行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20位上市银行的“董监高”辞职，其中12位是上市银行高管，涉及岗位从行长、副行长到风险总监不等，可以说都是绝对资深的银行家。
具体来看，国有大行离职高管7人，股份制银行离职高管5人、离职董事和监事6人，城商行离职董事和监事2人。
从原因来看，工作调动、身体原因、年龄原因、任期届满、个人原因是银行家们辞职的主要理由。仔细甄别各项原因还可以发现，过去占据了高比例的自上而下(来自组织部门或股东单位的人事安排)的工作调动今年并没有显示出绝对的优势，自下而上的个人主动选择型辞任则也为数不少。
更有坊间传言猜测银行家们的离职与限薪令有关，不过对照各家银行离职人员去向和拟聘高管名单可以发现，国有大行的高管离任大多是工作调动，新岗位与原岗位性质不变，薪酬自然差距不大，限薪导致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不过，3月26日，中国银行公告称，该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外籍人士)离职。而詹伟坚恰恰曾是上市银行高管中薪酬最高者之一。
分支机构负责人
成“落跑新娘”
上市银行管理层的离职率高企在这些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管理层中同样存在。
“有深圳的坑吗?手上有比较多的支行行长萝卜资源”，猎头Y先生今年“惊喜”的发现，以前很难挖角的股份制银行的支行长最近突然主动找自己寻找新的岗位，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短期内，Y先生的手中已经积累了十余个支行长的简历，“这些人大多数是原本负责对公业务条线的”，Y先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但是很快，Y先生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一方面，与过去他习惯操作的支行长们在不同的银行间跳来跳去的人才流动不同，目前已经离职或有意离职的支行长们呈现出单向流出的意愿。“目前我的资源中，已经离任的几位支行长虽然还没有敲定新东家，但是全部明确表示不愿意再从业银行业的工作了，他们的选择主要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而暂时没有离职的支行长也不太愿意留在银行业”。“我的LEADER(领导)曾在银行中从业十余年，相关的人脉比较广，所以过去我们一直不缺岗位资源，但如今支行长们名为跳槽实为转型，我们此前并没有储备相应的资源”，Y先生无奈的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与有意离职的支行长深度交流后，Y先生发现，“对于支行长而言，近两年有两个考核指标最为敏感，也是促使其选择离职的核心因素。其中第一个就是存款的考核任务，第二个指标则与资产质量有关，也就是不良贷款的情况”。
这两个指标“一进、一出”正好是信贷的两端，对于从业者来说自然“压力山大”。
来自广东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广东银行业(不含深圳地区)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4810.29亿元，同比增长8.51%。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9048.19亿元，同比增长2.15%;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26248.70亿元，同比增长12.84%;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8125.22亿元，同比增长10.88%;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0232.16亿元，同比增长16.22%;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926.33亿元，同比增长0.98%。截至2014年年末，广东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47%，同比上升0.26个百分点。全年累计实现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前利润2123.16亿元，同比增长16.92%，实现税后利润1318.55亿元，同比下降3.08%。
而深圳银监局2012年以来持续三年每个季度披露的“深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概况”中，原本对于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的公开披露从去年二季度(即上半年数据)起被剔除，并一直没有恢复披露。《证券日报》记者查阅数据发现，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分布中，总部地区的不良贷款率超过了2%。
此外，深圳银监局披露的2014年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截至目前披露出来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末，深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36744.34亿元，比年初(本段涉及内容均为2014年年初)增长8.25%。其中：中资银行存款余额34283.78亿元，比年初增长8.54%;外资银行存款余额2014.69亿元，比年初增长0.85%;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445.87亿元，比年初增长23.90%。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7209.71亿元，比年初增长9.62%。其中：中资银行贷款余额24739.34亿元，比年初增长9.18%;外资银行贷款余额1287.37亿元，比年初增长11.94%;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183.00亿元，比年初增长16.77%。
也就是说，深圳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远较非银机构更为困难。
此外，上市银行揽储难，并不仅仅体现在深圳地区。据《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截至目前已经披露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去年年末的存款总额合计为71.84万亿元，较去年中期的73.31万亿元减少了约2%;较去年三季度末的71.86万亿元减少了0.03%。其中，5家银行去年年末的存款总额低于去年三季度末，9家银行去年年末的存款总额低于去年中期。
银行收紧
招聘门槛
虽然人才流失率上升，但是商业银行并没有如市场预期般敞开大门招聘。
《证券日报》记者浏览各家银行官网的社会招聘信息发现，原本在招聘启事中似乎可有可无的“无重大岗位风险责任”开始被重点提示，应聘方过往业务有无业绩瑕疵也成为银行关注的焦点。
例如，某股份制银行东北地区一家分行的招聘启事中包括“基本要求：敬业爱岗，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诚信记录良好，无违规违纪及其他不良记录，无重大岗位风险责任”。
甚至是许多的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也着重强调“无重大岗位风险责任”。
“现在银行对于不良贷款很敏感，如果是大的地雷被引爆，一条线上的业务人员往往都会被追责，甚至被辞退;同时，银行自然而言也会关注新招聘员工这方面的过往表现”，某股份制银行华东地区的对公业务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