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3月21日报道 3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能用传统的办法和传统的手段，必须转向通过改革获得红利。

嘉宾发言文字实录

蔡昉：大家上午好，如果我的发言需要有一个标题的话，我把它叫做六分钟的改革政治经济学。有一位国外的学者曾经说过，他从两项改革中来看中国决策者改革的决心，一个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为什么选择这两项，他说这两项是受益者最多，既得利益群体最弱的两项改革。

大家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用这个标准判断改革决心的人不是经济学家，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会说，因为我们政治经济学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叫做数量悖论，也就是说改革决心下不下，制度变迁是不是会发生取决于不是数量，不是受益者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相对的谈判地位。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从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两项改革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很显然，我们实施了剩余政策这么多年，去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叫做“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开始实施。

另外一个方面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也确定了要让三个一亿人获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获得城市市民的身份。当然，如果说把户籍制度看作更广义一些，不仅仅是有没有户口的问题的话，你可以从他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上，比如说农民工更多的被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覆盖，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权利的大幅度的提升。以及更好的政策环境，我们可以说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过去的一年里，其实至少比以前的很多年进展也是很大的。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就不适用了，我们不需要用这个直接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去理解改革呢?其实还不是。我们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新常态下看改革。那么新常态，刚才吴老师已经点了两个要点，第一个是已经发生的，而且正在发生的是我们经济增长的减速，我们按照潜在增长率的方式测算，在十二五时期，平均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降到7.6%，也就是说从这之前的，长期的，大约10%的潜在增长率降到7.6%，那么现在我们看已经发生了。接下来，如果我们继续按照传统的这种增长源泉的话，在十三五的时期，大概应该是6.2%。但是接下来新常态另外一个特点，吴老师已经说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那么从过去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型的增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那么很显然，加上这些驱动的新的增长驱动力，我们还可以有更快一些的经济增长，但是中间，还有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从现在已经发生的到我们希望转向的，那么中间还有一个要点，也是新常态不可缺的，就是通过改革的办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调整。那么这部分其实就是说帮助我们从传统的驱动力转向新的驱动力的最关键的部分。这部分就是说现在我们讲四个全面，第一个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点我们确定我们要达到这个小康的基本的目标，我们要实现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的翻一番。

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确定我们的成本收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宏观经济的办法，我们用了各种办法想适度的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很显然不太管用了，我觉得不管用是一个好的征兆，也就是说现在让我们的决策者逐渐认识到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能用传统的办法，传统的手段，必须转向通过改革获得改革红利。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做的，经济学家需要做的就是要在改革红利的实际测算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建议，我们已经做了户籍制度改革，可能会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增加多少个百分点，那么生育政策的调整，对未来中国二十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增加多少个百分点，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做了金融方面，全要素生产力等方面。因此说这些东西是我们逐渐不再信任传统手段的同时，让政府和决策者有一个新的信心，新的手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