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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7年，京城礼部科考，一篇最叫好的作文与当时最杰出的文坛领袖相遇，千百年来传为佳话。其实，二者相遇并非简单，也非偶然，而是充满着曲折和必然。
最先发现这篇杰作的，是这一场科考的助理主考官梅尧臣。惊喜的他把这篇文章呈给主考官欧阳修，没想到此文遭到欧阳修接踵而来的“打击”。一是文中有个“三杀三不杀”的论据来历不明。欧阳修认为，既然作为本场考试最佳作文，这个用典必须经得起考证；二是虽然这是篇“众里寻它千百度”的好文章，但欧阳修隐隐觉得此文很有可能出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曾巩之手。为了对这场考试和社会负责，其实也是为了对曾恐负责，欧阳修忍痛割爱，把该文定为第二名。令他始料不及，作者不是曾巩，是名不见经传的“京漂”青年苏轼。
若干年后，直到现在，人们不记得当年第一名是谁，文章是什，只记得第二名，即后来继承欧阳修文学衣钵，独步千古的大文豪苏轼和他后来的锦绣文章。
这一个考场故事，千年后的今天仿佛重现。文与人相遇的角色换成了，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和浙江高考语文作文阅卷组大组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建新。但有所不同，他的助理（前两位阅卷老师）给这篇文章分别是39分和55分，最后由权力和权威集于一身的陈建新老师判为满分60分，并由他精心点评，满怀期待地推向媒体。一时间，这一篇作文和定于一尊的陈建新老师，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远远超出浙江，炒热了全国。
千年前的那个故事，因为追求文章的简易自然、晓畅朴实、切于现实，老师和学生有幸相遇，从而相知。苏轼8岁时远在四川眉山就仰慕欧阳修，学习其文章，随父兄进京赶考，他一不找门子，二不请托，就凭自己多年的追求与修炼，在考场厚积薄发，一篇旷世佳文，吸引了名师的目光，敲开了欧阳修的大门。敢与当代泰斗级人物“一朝相见，结为知己”的苏轼，当时也许不知道，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欧阳修多年立志通过科考继续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革新科考文章的陈弊，开一代文风，领一代师风。苏轼的那篇文章，既是一场跨朝代文学运动的北宋成果，又是北宋两代文坛领袖接力的标志。从此，僵化空虚的骈文、剑走偏锋的奇文受到前所未有的荡涤，不仅科考，北宋文学发展都展开了全新局面，而文学的空前进步与繁荣，又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发展。
有意思的是，近几年的高考作文，不时有以文言文出彩摘取桂冠者，有以炫技甲骨文获得侧目和喝彩者。尤其是今年获满分的《生活在树上》，文句晦涩、字词生僻、意境玄虚的文章，羞辱了多数老师和绝大多数学生的智商。追求险奇，不说人话，与千年前欧阳修倡导的文风，颇有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之势。
比起文风悄然“逆行”更令人深思的是，浙江高考语文作文多年的权威陈建新，有平时在所辖区域巡讲辅导高考作文的嫌疑，而阅卷后将满分作文编撰成教辅书推销似乎被锤实，文质彬彬背后留下了利益追逐的劣迹。以上违规行为，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称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落实，但对于其未经允许擅自泄漏考生作文答卷及评卷细节，教育考试院已经停止陈建新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工作（含高考阅卷）。
“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高考倡导什么方向，考生就会向哪个方向努力。有权决定和左右高考走向的老师就是一个风向标。欧阳修公开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文学以切于时事推动社会进步为宗旨，既出文章，又出了人才。浙江高考“满分作文”自不能与北宋高考经典相提并论，但逆文学革新的文风主张和可能拿不上台面的商业驱动，倒是为我们重温经典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