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今年的毕业季无疑很困难。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学生数量为874万人，相比2019年增加了40万人。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迫于新冠肺炎的影响，不少企业更是在春招求职季紧缩甚至取消了招聘名额，近六成的应届生“深感就业压力”。而且，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发酵，学生出国留学、公司对外贸易的处境更为艰难，愈发加剧了应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在这种难就业、强竞争的现实背景下，被称为“慢就业”的“间隔年”概念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间隔年这个概念最初起源于西方，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在正式进入社会工作之前，用旅行的方式体验不同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增长见识、充实人生。“间隔年”在国外稀松平常并广受推介，不少的成功人士就是通过这一年的体验与经历，才决定了人生的方向。福尔摩斯的扮演者本尼迪克·康伯巴奇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僧院志愿教导英文，“他们教会我很多关于人性、关于本愿的东西”，在印度的几个月中他找到了旨趣与热爱，回国后决定进入大学学习戏剧。

但是反观中国，每每提起“间隔年”，十之八九不以为然，不少人甚至把“间隔年”当作学生想要逃避社会、好逸恶劳、不求上进的借口与托词，完全抹杀了“间隔年”存在的合理性。“‘慢就业’就是没长大的表现，父母供你上学的钱不是你去旅游的经费”诸如此类的道德绑架在微博评论中近乎随处可见。“间隔年”如若成为正规的、被社会广泛认可与接受的制度，那么将不仅仅对大学生有益，更是会提振社会经济，拉动消费内需，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

其实，我认为，目前有关“间隔年”概念的曲解与妖魔化与所谓就业率有很大关系。大学渴求“就业GDP”，以期向社会寻求认同。“就业GDP”成为了家长、学生择校时重要的评判标准，甚至成为了衡量大学良劣质量的必需参考。随意打开某个大学招生官网，入眼处便充斥着一条又一条“就业率又突破新高”的醒目头条新闻。但在每个98%、99%就业率数字的背后不是求职者的心满意足的笑脸、也不是应届生对未来的踌躇满志，而是充斥着学生们对于人生的茫然。

浏览各省市引进人才战略与各企业招聘简章，“应届生”这三字同鬼魅般如影随形，循环往复。国家地区对于招收“应届生”企业予以补助的政策本是一桩善事，但是这种“庇佑”抑或是“护航”却簇生了企业对于“应届生”身份近乎病态的执念与追求，反而营造了一个非公平甚至可以被称为近乎歧视的就业环境。大学、社会、家庭三者联合，编织构建了一个“就业”乌托邦式的幻象，每一个抉择都是被精心勾画、每一步都是被时间紧逼。这种观念下，赋予大学生空暇的“间隔年”便成了不正当的存在，戴上了很多负面帽子。

收割大学生焦虑而让其慢不下来，流行的“成功学”“沟通学”“厚黑学”也要负相当责任。这些招摇过市的“伪科学”利用大学生对未来的迷茫，去向他们兜售毫无用处所谓的“万能良药”，施了魔法而慢不下来。每个人对于自我价值的寻找与认同、对于人生的方向的抉择与选定来自于思考。正如笛卡尔所说的“思，故在”，而这种“思”只有历经休憩和历练之后方能获得。也正是这种“思”才能让大学生不再囿于现状，有着更为广阔、更为多样、也更为本真的人生选择，让“择业而非就业”理念深入人心。就业不是“赶鸭子上架”，不是把还在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大学生像“烫手的山芋”般丢上自己毫无兴趣的就业岗位，而是通过浮沉与实践，在沉思与反身中，去择一个能够实现其价值的“业”。因此，间隔年并非是无病呻吟，而是学生们想要寻求自我的疾呼，“慢就业“也非”不就业“，而是学生们想要认清未来的必由之路。

文/张思雨（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