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节拍客/摄

一条河流的方向

文/方欣来

一

老远就听见水响，隐隐的，透明的，让我产生一种飘然入梦的感觉。随着脚步的靠近，渐渐清晰起来，抬头一望，一条宽阔的河流从层层叠叠的山峦里奔来，把河床铺得满满的。清澈的水，裹挟着无数力量，白丝绸一般向着下游的湘江奔去，然后与洞庭湖汇合，一路千回百转注入大海。这条河流经了无数的岁月，回到大海是它命中注定的方向。早晨的空气薄凉，河面上仍有人在撒网，网一撒，水便活活地动起来；也有人在河岸边淘米或清洗什物，水一舀，荡开一圈圈涟漪，人的影子以及船的影子映入水里，一会儿化在里面了。这样的河流，宽阔，悠长，不知融入了多少人的身影？此刻的河，一股脑儿把周边的青山、树木、房屋、水鸟和人的影子映入其中，纳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叫浏阳的山城，有了一条河，仿佛什么都有了。

我来的时候正是江南的五月，天蓝得深情，像被洗过一般，这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山城：山静静站着，绿色也静静站着，人往水边一站，恍惚进入了澄明世界。街头行人不多，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从手机里百度出谭嗣同的故居就在这座县城里。那一刻，仿佛听到了时光倒流的声音，像一条隐形的河流，目光里似乎出现了一只挥动着的手臂——“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不仅仅是一个声音，更是一种由黑夜通向黎明的方向。

其实，从宾馆到他故居的路，顶多二三里地，而我好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穿过了重重叠叠的时间。一路上，脑子里无数次出现那些石狮、虎头铜环、朱红大门、琉璃瓦檐、青砖围墙等等一系列江南水乡的建筑符号。浏阳这座县城，说不上多热闹，尤其一到黄昏，显得更加安静，静得有些让人发慌。我不知这条离河水不远的街叫什么街，在静谧的夕阳里显出不少古意。但往这座典型的大户人家的门前一站，便知这条街一头连着县城的中心，一头通往悠然而来又悠然远去的浏阳河，再远一点，便是山外的世界。我无法确定它所处的准确坐标，只知道这里处在一座城市的心脏地带。风从长街的另一头过来，轻轻掀动围墙上干枯的杂草，恍若掀动一个没落王朝的气息。一抹夕阳从屋檐上垂下，不动声色地涂抹在赵朴初书写的“谭嗣同故居”几个大字上，褐色的木质和橘黄的斜阳糅合在一起，很自然地贴近了一个故居的调子。

故居，一个流淌着血脉的地方，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精神的原点。

二

门槛一尺来高，油漆早已剥落，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仿佛时间枯瘦的筋骨。进门不远处有扇高大的屏风，绕过去是天井，再过去是面积不小的厅堂。这样的格局，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味，默不作声地体现着一种传统美学，展示出浓郁的儒家入世情怀。屋子里光线沉暗，透过门外射来的光，抬头看见屏风顶端赫然悬挂着梁启超手书的“民国先觉”大匾，我凝望了片刻，每一个字仿佛都有了重量，深深地勒进木质里，并非端庄、厚重、银画铁钩那么简单，隐隐之间似乎能听到刀剑的磕响。四个简单的字，是起始，是终结，也是推倒与重建。匾额在黄昏的光里静默着，一言不发，而我，恍惚听见了那个时代的大音在响——一个人沿着一条河流在走向大江南北。

稍稍翻阅一下谭嗣同的生命谱系，不难发现，他是从两千多年封建礼教和道统意识里破茧而出的叛逆者。这种叛逆，无疑是精神上的，并很早从他的身上表现出来。1875年，是他生命刻度里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这年恰好是湖湘精英人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那一年，那时他刚满10岁，拜在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门下学习经史。小小年纪，便对王船山、左宗棠的“经世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这两个湖湘核心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左宗棠那化入骨髓的至理名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成为他日后的精神坐标之一。那会儿，他对当时依旧盛行的八股文十分反感，有一天，他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并“呼啦”一下，把那本线装书甩出了门外。这一举动，让先生和他的父亲深感意外。更为甚者，他还迷上了《游侠传》《水浒传》的杂书，对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无比仰慕和崇敬，以致于后来与“大刀王五”那样的侠士成了生死之交。叛逆或背离常道，远非常人之功可及，显然是需要超常的胆气和血性的。血性，人世间最起码的本性，是撼天动地的正气，与奴性或圆通世故格格不入。我虽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也迷恋血性，这血性有着气吞山河的阳刚之美，如一场飓风席卷苍茫大地，比如文天祥、林则徐、关天培、左宗棠，以及后来的鉴湖女侠秋瑾，哪一个不是血性的化身？“丹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隔着遥远的时空，我依然能听到骨血的铮铮作响。我不知那时的谭嗣同对历史上的血性者作何评价，是否与他们同气连枝？但我从故居墙壁上那帧发白的画像，一眼就看到他眼神里坚定的执拗和深不可测的犀利，那双目光，似乎洞穿了一个时代乃至一个民族几千年来的阴霾。坚毅，清澈，还有抵达远方的力量，这样的目光没有半点畏缩与软弱，就像他笔锋凌厉的书法。当我面对那早已风干的墨迹时，仿佛那样的笔势覆盖了我的整个胸腔，透视了我所有的心思，似乎一笔一画，都充满了无限的力道。

谭嗣同的生命版图宽广无际，细想起来，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区域：一为京华，一为湖湘。尽管京华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莽苍苍斋和两棵合抱粗的梧桐，他生前在那里写下了不少诗文，然而那个喧闹之地缺乏的是水，缺少望一眼就让人身心透明的清澈。似乎，冥冥中注定成为他生命里的荒漠。说到底，他的精神源头在浏阳，在浏阳的那条大河里。从字面上解，浏者，水也。我常想，那么长的一条河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左一绕，右一绕，纵使再多再大的山也会被它滋润得水汽充盈。不错，浏阳是个山区，一路走来，我看见一座山挽着一座山，一个峰望着一个峰，山与山相连，峰与峰相望，在广阔的天宇下组成曲曲折折的线条，呈现出粗粝、硬朗，富有张力和韧劲的图画。有人说，人的精神气质源自故乡的山水，是这方山水最生动的表达。这话不无道理，比如谭嗣同，他那一身铮铮铁骨就是山的俊朗与峭拔，而他灵性、透明见底的一面，恰如门前汩汩流淌的浏阳河。这条河昼夜不停用满腔的热忱在大山之间流动，在时空里奔跑，一个唿哨，便涌到了湘江。

站在“大夫第”的厅堂内，我的思绪不由在湖湘与京华两地之间游走，就像谭嗣同的身影在大地上不停地移动。京华，在他的生命里不过是一种抵达，或者说一种出发，精神意义上的出发——要不从京华折回浏阳，要不从浏阳走向京华，他的生命就在这两点一线之间运动。1884年，这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他在父亲下榻的寓所里跟着名士徐启先系统学习古代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也在这一年，认识了激进青年唐才常，其凸现出的忧民情怀和狂热的救世热情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光源。那些日子，他们或举杯谈笑，抵足而眠，两个湖湘热血汉子，不一样的家世，却有着同样的社会认知，酒杯一碰，便擦出巨大的心灵火花。不久，他不满足于窄小的书斋，毅然从八大胡同的那个家里走了出来，开始必不可少的游历，丈量着岁月与文化的长度。短短数年间，他的足迹在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地流转，每走一地，除结交名士，还在一页页老纸上写下各地的风土人情。满眼的山山水水，人情风物，化作剑气与悲悯，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或许，对他而言，现实本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大书。

我不清楚到底是一条河在推着谭嗣同往前走，还是他在推动着一个时代的河流？那条晚清的大河在黄昏里百孔千疮，到处泛滥着污泥浊水，甚至成为一条阻碍历史进程的逆流。在这条落日残照的河流里，有人沉睡，有人迷惘，有人做着浑浑噩噩的梦，当然还有不少人是清醒的。比如张之洞、黄遵宪、陈宝箴，不管他们以怎样的姿态出场，目光却是敏锐的，觉察出晚清大厦将倾的危局。1895年4月17日，大清的日历上涂满灰暗的色调，这一天，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软弱派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年仅30岁的谭嗣同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有感一章》：“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年5月2日，以康南海为首的广东举子策动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搞了个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等事宜。谭嗣同在忧愤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四处奔走，身体力行寻求救国的良方。

三

1897年春天，那是个江南草长、杜鹃花开的季节，他又一次回到了家乡。他照例沿着洞庭湖进入湘江，一路溯水而上回到浏阳。这是他无数次走过的路，浏阳河是他心目中的一条情感之路。无数次，梦见自己走在杨柳依依的浏阳河畔，清澈的水倒映着山的影子，白云的影子，还有祖辈的影子和自己的影子。他梦见自己赤条条地在河水里泅渡，在推动着一条河在慢慢移动，整个身子，哪怕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浸透着湿漉漉的气息。不用说，那是一条河的气息，也是他自己的气息。也许，更多的时候，河流与人同属一个概念。

那年春天，他像河流一样拐过九道弯，趟过五十里水路，来到湖南文化的辐射中心长沙。这是大地方，新的思潮在这里弥漫，他与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唐才常一道倡办了时务学堂，自己担任分教习，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致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以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为一片培养维新志士的沃土。同时，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变法维新，推行新政。“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就是当时的写照。那段时间，湖南成为华夏大地上最有朝气的阳光之地，也在这短短一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经典——《仁学》。对于《仁学》，我久闻其名，有着谜团一般的神往。直到在这座拥有六百多年岁月的厅堂墙壁上看了有关它的介绍，才略略了解一些消息。大体说来，这部著作糅杂了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他在书中指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因此称他的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这部著作，并非局限于当时，即便到了现在，也有极为深远的指导意义，甚至永远流传的意义。因为他在做学问时，同寻求家国命运一样有着直追物事本源的目光。

我们永远无法弄懂一条河流的秘密。比如谭嗣同身后的浏阳河，容纳了无数大山的灵气，无数个村庄的倒影，还有数不清的晨霜夕雪和风云变幻。我无数次想象着这个年轻汉子穿着一身白色丝绸长衫拖着一条谁也暂时还剪不掉的辫子，在发黄的木篷船头稳稳一站的样子，那一刻，水在四周荡漾，船头犁开一条水浪，听得见水在哗哗作响，激起一朵接一朵的浪花。那些浪花是一条河的，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的。人只有在行走的船上一站，一颗心才变得清澈透明，激情才像水花一样飞溅。或许，那一刻的谭嗣同站在船头凝然不动，想起了庄子的那幅《秋水图》，并把所有的思绪撒在水里，与水一起流动。又或许，他也像驾着船儿的渔翁一样，把手搭在嘴边，长长地喊一声——嗬，嗬，嗬——！于是，满河的喊声在荡，河也在荡，一同在荡着的还有他胸腔里起伏的豪气。听朋友说，浏阳本地的土著大多是客家人，哦，客家人，我脑子里马上想到坚韧，血性，不畏强权之类的词语。这是一个民族少有的气质。他们与大山作伴，或依水而存，伐木，打鱼，甚至与入侵者搏斗，以血性捍卫着一座大山或一条河流。我不知谭嗣同的体内是不是流淌着客家人的血，是不是与他们一脉相连？至少他在船头一站，能让人闻到那种客家人具有的气息。

四

1898年春天，是个好天气。他也是这样站在船头上沿着浏阳河的水路出发的，那是命定的方向，也是生命的一次大出发。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次出发，竟成了生命的终结。

我不想浪费笔墨叙述那段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总之，“戍戊变法”或“百日维新”如一缕烟尘从时间的缝隙里消失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灰暗又最光明最惨痛又最激昂的话题。但有必要交待一个事实，这年6月20日至9月28日短短100天时间里，他辅佐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在封建思想意识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空气下，使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在古老的土地上看到了一丝曙光。但最终由他主导的“百日维新”失败了，败在强权之下。不管哪一个封建王朝，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失败以后，结果似乎都是一样的，流放，杀戮，血，奔涌而出的血。

1898年9月28日那天的阳光，把北京宣武门的菜市口照得一片金黄，仿佛在指向某个具体的时刻，也把两边挨挨挤挤的老百姓的脸照得像一幅幅木刻的版画。这是个历史断面中的镜头，永远抹不去的镜头。那天，木制囚车从天牢里驶出，在望不到头的街道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像一种沉重的叹息从心里碾过。这声音，与南方那条浏阳河的哗哗水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囚车里的犯人脚镣手铐，衣衫破烂，长衫上染着斑斑血迹，但并不妨碍他们明亮的目光和嘴边挂着的一绺笑容。那笑，不是得意，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篾视，对强权的篾视与毫无保留地对抗，还有对一个民族未来的寄望与期许。然而他们在一群群大刀长矛的簇拥下穿过长长的街巷时，这样的笑容却没挡住漫天而降的菜叶和一盆盆泼洒而来的脏水，还有那些恶毒的谩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想起袁崇唤就戮时，众人争啖其肉，一个长期倍受奴役的民族，竟麻木到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英雄送行？时至今日，我仍记得电影《戊戌变法》里的谭嗣同在天牢的墙壁上写下的那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后，秃笔一掷，仰天长笑。那种气概，有如魏晋时的嵇康面对刽子首的屠刀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死得何等风流潇洒。然而时间，并没淡化强权者嗜血的渴望，反而加重了浓重的悲哀。那个中午，阳光映在刽子手的屠刀上，一片雪亮。雪亮的光里，流淌着湘人血性的谭嗣同站稳了脚跟，挺直了身子，他把头一昂，长发一甩，向着苍茫大地连喊数声：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等待那必然降临的一刀。此刻的刀，成了个痛快的动词，咔嚓一声后，一片血光染红了历史的底片。也从那天起，历史教科书上出现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的名字。

陶潜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谭嗣同的死，犹如一颗星辰在天际陨落，却把它的光明留给了世界。他死了，死于不肯低头，死于顶天立地的血性。我猜测不出那时他的家人听到这个噩耗，是怎样地伤痛？只知道他的夫人李闰是个少见的奇女子，系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自幼深受书香门第的熏染，善诗词，通音律，当年谭嗣同“一剑二琴”中的“崩霆琴”与“残雷琴”也是她用被雷霆折断的梧桐做成的。那年，夫妻在浏阳故居分别时，谭除赠以《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外，还在别离前夜，用“崩霆琴”与“残雷琴”对弹了一曲《高山流水》以依依惜别，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丈夫喋血京华菜市口，对她来说无疑成了“崩霆”之痛，那种巨大的悲伤无法排解，只能泪向心流。然而她的内心坚强得让人不可思议，非但没被巨大的悲哀击倒，反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在浏阳境内开办珠心算学，继续着亡夫的遗志。即便到了现在，不少地方仍亮有“浏阳珠心算”的招牌，倘若去听一下算盘珠子拔动的响声，估计又会想起百余年前的岁月以及那个一袭长衫踽踽而行的人。谭嗣同死了，年仅33岁，流淌着年轻的血，还有满腔的报国热情，他的脑袋还被挂城门上三天三夜，用朝廷的话说，叫做“以儆效尤”。时间仍在继续，大清王朝仍在旧时的堡垒上苟延残喘。只不过，10多年后，终于在时间的刻度上土崩瓦解，化为一缕苍烟。这样的结局，大概在谭嗣同从容赴死的那一刻早已埋下了伏笔。

据说他死后的第二年，亲友想了许多办法费了不少周折才将他的遗骸运回浏阳，葬在城外的石山下。我不知他魂归故里的那一刻，浏阳河水是否也在呜咽？可惜天色已晚，不能前去拜祭。倒听旁人说，葬他的石山正好面朝浏阳河水，走几百米就能到达，中间隔着几块稻田和一丛柳树，树下是码头，停泊着一些船只，有机帆船，也有木筏子。我想，稻田、码头、柳树和木船都是他生前很喜欢的，就算望一眼也心生畅快。说不定某个月夜，他会从墓寝里出来，穿过田埂柳林，踏上木船，再一次顺着河水的方向出发。

方欣来，女，湖南岳阳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散文选刊（上半月）》《湖南文学》《长江丛刊》《散文百家》《当代人》《厦门文学》《人民日报》等各类报刊杂志，有散文入选《散文·海外版》，部分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试题。著有作品集《夏花微微开》、诗集《时光微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