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8 月 16 日，甘肃敦煌，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检查莫高窟北区洞窟加固后的情况

" 很庆幸自己能在樊先生的影响下确定自己的兴趣并坚定地选择了北大考古专业，让我的成长有了更多的力量。"8 月 2 日，因选择了 " 冷门而又不赚钱 " 的考古专业，即将成为北京大学新生的湖南女生钟芳蓉在收到樊锦诗签名的自传后，写信致谢。

樊锦诗是钟芳蓉的偶像，也是她的大师姐。这位被称为 " 敦煌的女儿 " 的考古学家，1963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

钟芳蓉在 8 月 2 日收到的是《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这是此前一直低调谦和的樊锦诗的口述自传。她的传奇人生借由这本书首度直面读者。 撰文 / 潇湘晨报记者 刘建勇

实习前，樊锦诗曾想象敦煌是格外美好的世外桃源

樊锦诗觉得敦煌是她的宿命。她小时候曾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这篇课文提到了莫高窟的彩塑和壁画，说莫高窟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因为对这篇课文的印象很深，后来入读北京大学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或是别的信息，她都格外关注。

1963 年，樊锦诗毕业离校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突然让人把她带到了他的住处。

苏秉琦当时是和夏鼐齐名的考古学界的泰斗。在樊锦诗那一代学生的心目中，是考古学界的重要人物。苏秉琦的突然专门找她谈话，让她 " 倍感幸运 "。

樊锦诗到达苏秉琦的住处后，苏秉琦很客气地请她坐下，并亲自给她冲了一杯咖啡。

" 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必须得好好搞。"

从苏秉琦的住处出来，樊锦诗是恍惚的。" 我能完成吗？" 她问自己。

带着这个疑问，樊锦诗出发了。当时，在敦煌研究院等着迎接她的，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常书鸿等第一代敦煌人。

常书鸿是画家。1944 年 11 月，才从法国回来不久的他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后来政权更迭，常书鸿还是在敦煌。

第一代敦煌人便是常书鸿招募过来的。他带领第一代敦煌人清除了数百年来堆积在三百多个洞窟内的沙土，对石窟做了初步整修。

最初，第一代敦煌人在敦煌主要是艺术方面的研究。樊锦诗和马世长分配到敦煌，是他向樊锦诗的授业老师宿白请求的结果。

宿白是对樊锦诗的人生 " 影响极大 " 的一位老师。这位开启了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学的老师，对城市考古、墓葬考古、手工业遗存考古等多个领域也有开创和拓展。

1962 年，樊锦诗去敦煌实习，就是宿白选派和带队的。樊锦诗曾经把敦煌想象得特别美妙，她之前看到过的敦煌的图片甚至让她认为那是一个 " 格外美好的世外桃源 "。在她的想象中，常书鸿等第一代敦煌人都是风度翩翩的艺术家，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

1962 年 8 月，她和另外几个同学在宿白老师的带领下去敦煌实习。她的那些美好想象被亲眼所见的残酷现实打脸了——越接近敦煌，越是荒凉寂寥的沙丘和戈壁，两眼发晕的她下车后，看到常书鸿等人一个个面黄肌瘦，和当地的老乡没有两样。

听说儿子分配到敦煌，樊锦诗同学的母亲号啕大哭

1938 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她母亲怀胎六个半月后即生下了她和双胞胎姐姐。

" 听祖母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腿就只有她大拇指那么粗。由于我们严重不足月，医院不让出院，需要放在暖箱里观察。"

在接受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的访谈时，樊锦诗转述了她祖母告诉她的幼时的情况。

因为不足月，樊锦诗的身体从小就不好，小学时候还得了小儿麻痹症。从她的身体条件来看，她其实是不适合在敦煌工作的。事实上，1962 年的那次实习，还没到三个月就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提前结束了。

樊锦诗并没有想到她会分配去敦煌，她不想去那个让她每晚都失眠的地方。

樊锦诗的身体状况老师们都知道，而且也都知道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她那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有三十多个，但分配到敦煌的，偏偏就她和一个叫马世长的同学。

考古专业所在的历史学系的领导在宣布完毕业分配后找她谈话，说知道她的情况，但还是希望她能够去敦煌，过三四年再分配新的毕业生把她 " 替换 " 出来。

马世长的母亲听说儿子分配到敦煌后号啕大哭。樊锦诗写信告诉父亲她的分配后，父亲很快就回了一封厚厚的信，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强调了 " 小女自小体弱多病 "，希望学校改派其他身体好的学生去。

当时，盛行大学生要奉献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加上之前她虽然不愿意但已经表示了要服从分配，就没把父亲的信交给领导。

去敦煌前，樊锦诗回家和家人度过了大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她要动身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的父亲只对她说了一句话：" 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1960 年代敦煌的艰苦，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泛着一道道的白碱。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大家就打井取水，可是井水的碱性也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

樊锦诗和同事们住的宿舍是马厩改成的，土墙、土桌、土凳、土炕……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平时吃饭，吃得最多的菜是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这 " 老三片 "。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樊锦诗好几次晕倒在办公室。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小时候随家人搬到了上海，后来又回到北京读大学。一想到上海和北京的生活，她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常把她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不陷在这深渊里出不来，樊锦诗慢慢学会了遗忘。

和艰苦的环境相比，更难忍受的，是孤独。" 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 樊锦诗在自述中说。不止她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她认为妻离子散是她的前辈及她那一代敦煌人的命运。

樊锦诗说自己并不伟大，曾多次想离开敦煌

樊锦诗曾多次想过离开敦煌。决心最大的，是 1978 年的那次。

樊锦诗在敦煌，她的丈夫在武汉，她的两个儿子，老大跟在丈夫的身边，老二在丈夫的老家，她丈夫的姐姐帮他们带着。老二 5 岁时，因为姐姐添了孙子了，负担很重，樊锦诗决定把老二从河北接到武汉，而她自己则 " 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

樊锦诗是 1967 年结婚的。当时她 29 岁，她的丈夫是她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彭金章。他们大学时就相爱了。毕业后，一个往西去了敦煌，一个往南去了武汉。樊锦诗接到去敦煌工作的分配时，学校有领导说让她去个三四年，然后再分配新的毕业生去敦煌替她。领导的这个承诺因 " 文化大革命 " 的到来而没有实现。

" 领导和老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我们，学校哪里还有能力顾及我们？" 樊锦诗并不怪给过她承诺的领导。

1978 年，她之所以决定无论如何要调离敦煌，是因为她受到了刺激——她去河北接两三年没见过的老二，一进姐姐家的院门，她就看到有个黑不溜秋的小孩赤条条地站在院子里，她以为这是姐姐邻居家的孩子，进屋看到姐姐，两人打过招呼后，姐姐问她有没有看到她家老二，樊锦诗说没看到。姐姐感到奇怪，说刚刚还就在门边的，便出门把老二寻了回来。樊锦诗一看，正是她刚进院子便看到的那个。

樊锦诗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樊锦诗在河北待了三四天后，老二怕她再走，跟屁虫一样跟着。她把老二带回武汉后，她家四口人终于团圆了。四个人挤在武汉大学教师宿舍的一张床上，看着丈夫和两个儿子，樊锦诗决定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必须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 "。有人给她支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

樊锦诗在武汉待了半年。这半年，是她 " 全心全意 " 照顾丈夫和儿子三人生活的半年——因为长年在敦煌，没能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樊锦诗一直认为她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这半年，单位没给樊锦诗发一分钱工资。一家四口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根本应付不过来，她决定回敦煌跟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办手续调离。

这一次，樊锦诗最终还是没有走成。甘肃的主管部门不同意她走。8 年后，樊锦诗准备再次跟领导提出调离敦煌的时候，她丈夫主动调到敦煌研究院来了，他们一家终于真正聚在一起了。

这一年，樊锦诗 48 岁。

樊锦诗非常感激丈夫的成全：" 如果他不提出（调到敦煌），如果那时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

一进石窟，就觉得 " 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

尽管之前的实习，敦煌给过她下马威，1963 年她再一次到敦煌时，还是急切地想进洞看看莫高窟洞窟里的壁画和塑像。

在自述中，樊锦诗向顾春芳讲述了她认为最精美的第 45 窟的菩萨造像，她觉得这个菩萨像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她还讲述了第 112 窟的 " 反弹琵琶 " 初见时给她的惊讶，" 站在壁画前，仿佛感觉有音乐从墙体里流出来。再凑近一点看，好像能够触摸到她浑身肌肉的弹性，感受到她细微的呼吸 "。

她的这些感觉，让她每天只要一走进石窟，就觉得 " 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

虽然多次想过离开，最终并没有狠下心，就是因为她心里有这个 " 值得 " 存在。

"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为什么敦煌仿佛被遗弃在此长达几个世纪？这些由壁画和彩塑营造而成的佛国世界曾经是什么面目？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在这个丝绸之路曾经的重镇，莫高窟担负着什么使命…… "

这些问题经常萦绕在樊锦诗心头。她觉得即使倾注一生也未必能穷尽它的谜底。

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是樊锦诗有一段时间经常在黄昏时分去爬的。她第一次爬上三危山看对面鸣沙山崖体上的石窟时觉得那些石窟像是成百上千对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了沧桑和神秘。

"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李商隐的这句诗也常常在她爬山三危山时想起。她觉得在历史的苍茫中，人其实非常渺小，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也非常少。

57 年后，樊锦诗把前辈给她的鼓励传递了下去

" 在敦煌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每个人就好像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樊锦诗在自述中如是说。

作为不能与大树分离的一片叶子，樊锦诗在敦煌默默无闻了多年。

1983 年 7 月 4 日，她的大儿子从武汉给她写来一封信，信上汇报完他的不大好的成绩后，告诉她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而且一走又是半年，问她什么时候调到武汉，让她明年一定要调到武汉去，" 妈妈，我想你啊 "。

一个月后，《光明日报》来了几个记者采访她。她推拒了，让记者采访常书鸿等老一辈敦煌人。当时，应对记者没有任何经验的她在晚饭后被记者邀去散步，散步时记者和她唠家常，问她什么时候来的敦煌、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等等，散步后，记者去了她宿舍，和她继续聊。这时，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看到了樊锦诗的大儿子写来的信。这封信触动了这个年轻记者，原定的先进事迹的报道变成了后来定稿的非常感人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敦煌的女儿》见报后，樊锦诗成为了全国上下都知道的一片叶子。为此，她倍感不安和压力：" 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

樊锦诗从小就不大喜欢跟人说事。她在自述中回忆，即使高考填报志愿这样的大事，她也没跟她的父母说。她的忙于工作的工程师父亲甚至并不知道她已经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她的父亲有一天突然问起她的学业。她才跟父亲说已经高考完了。

" 你考大学啦？那你考的是哪所大学？" 她的父亲问。她的父亲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所以，虽然自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但他很满意女儿的选择。

樊锦诗考上北京大学是 1958 年。62 年后，一个叫钟芳蓉的湖南学生因为她的影响而报考了她母校的考古专业。1963 年，分配到敦煌的樊锦诗，一下车便看到了迎接她的前辈常书鸿。57 年后，当钟芳蓉选择了 " 冷门又不赚钱 " 的考古专业后，作为前辈的樊锦诗给她寄去了自己签名的唯一自传，她把前辈们给过她的鼓励传递了下去。